如山清秀，似水灵动，循序渐进的缠绵和丝丝入扣的抒情，这越剧啊！

最初的时候，越剧是一种民歌的形态，在浙江嵊县的乡村，乡村里的人们以随意的姿式想唱就唱了，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了。渐渐地，才有了半农半艺的艺人，在人家门前，他们以烟管敲击着门槛，编一段唱一段，他们不登堂入室，唱完了以后，继续着在乡村的路上行走，这时候他们离越剧，还有一段遥遥的路程。

从“落地唱书”，到“女子科班”，和“绍兴女子文戏”，从“的笃班”到“草台班戏”、“小歌班”，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中，都提到过社戏，社戏是民间敬神的戏。

热闹时满台烟尘抖乱，大翻跟斗，冷静起来一个才旦坐着叹气唱上一二十分钟。我们的注意力反而是台下，因为摊上有些吃食可买呢。

这是周作人的记载。

社戏的日子里，戏台边早已是人山人海，孩子们在人堆里钻进钻出，到处都有买小吃的担子，豆腐花定胜糕薰青豆，香香的摆满担子。

最喜欢看戏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孩子们也爬上了阁楼，翘首等待。

好戏开场了。

喧闹声中，乡村人最热爱的财神来了，带着祝福、带着喜气来了。乡村人都喜欢这样的开始，开开心心，事事如意，乡村的日子多么灿烂啊。

锣鼓声中，乡村多愁善感的女人啊，喜一声，悲一声；笑一阵，哭一阵。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台上的人唱得卖力，台下的人哭得起劲。等到手里的一块帕子哭得湿透，台上的戏文也唱得差不多。

这时候麦子和麦子在风里哼着民谣，这时候乡村的岁月，是偎在庄稼人怀里的老猫。

耕耘、创造和祈祷，长一声慢一声，唱一声叹一声，我们说，社戏不就是长在乡村的庄稼吗？

悲欢离合不仅在戏里有，人情冷暖却还是寸心知。

然后，乡村的“的笃班”，终于走到了越剧的门口。

1939年，在上海演出的“女子文戏”有十多家，但是各家的称谓都不一样，有的称之为“绍兴文戏”，有的则称“的笃班”、“女子文戏”或“小歌班”。

当时，《大公报》记者浙江杭州人樊迪民，正困居“孤岛”，被姚水娟聘为“越吟舞台”的编导，他想把“绍兴女子文戏”改个固定的名称。

这一天他正在读李白的诗集以自娱，李诗中有几首《越女词》，细味词意，李白对嵊州剡溪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感情。在《越女词》中，李白描写了越女美丽的容貌，也描写了剡溪的青山绿水。

“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

樊迪民从这里得到启发，首先想到一个“越”宇。这个时候，他还想到了绍兴曾经是越王勾践生聚教训击败吴国的复兴基地，而嵊州是绍属之地。

没多久，樊迪民和姚水娟等人去卡德门大戏院看场子，见到楼上、楼下共约有一千二百多个座位，大家都不免暗暗吃惊和喜悦。

面对大舞台，姚水娟激动了：我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

姚水娟一下子说了六个“越”宇，大大震动了樊迪民要为剧种正名的心灵。他当即把要为剧种正名的设想向她提出和说明， 姚水娟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改名，从明天起，海报和广告都改称‘越剧’。”

关于越剧，余秋雨说，它在浙江农村诞生，但却始终没有沾染太多都市的浮华气和学究气。它进入城市的时间较早，基本艺术格局在城市定型，这使它既保留着朴素又过滤掉了山野之气。

它总是朴朴素索地讲述着一个个人情故事。

它的剧目大多重情感少哲理，在情感中又特别偏重悲剧情感，在悲剧情感中又特别偏重悲怨而不偏重悲壮，在悲怨中又特别擅长表现少男少女的恋爱坎坷。与此相应，一切如贤淑女子诉说悲欢，它又多一点飘逸清丽，多一点具有间离效果的风姿绰约。在情节处置上，越剧大多不追求奇险型、震撼型的惊人铺排，喜欢磨研一个简明故事中的情感性波荡。由于思想和情节都不复杂，大多数越剧演员对唱腔的重视超过表演。

我们说，平适富庶的地理环境给了它以雅丽柔婉的风姿，开化畅达的人文传统给了它以沉稳蕴藉的气质。这就是越剧了。

回首江南，翩翩翻飞的水袖，情真意切的吟唱，在路上，在水中，在我们的心里，江南的身姿轻轻舞蹈着，江南的声音轻轻飘荡着……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