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话说完,主考官将文天祥排在第七名,宋理宗看过花名册,再一次想起文天祥落地有声的对答,就朱笔一挥,将文天祥放到了第一的位置上。
最初,至少是唐宋,作为通过考试的方式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于社会的演进,也曾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带来了活力。而也正是封建社会自身的限制,使科举制度日趋腐朽并走向没落。
读书和应试,成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和他们取得功名利禄的捷径,因此有了“一品白衫”和“白衣卿相”,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黄卷青灯下,忍受着“十载寒窗无人问”的寂寞和辛苦,并且以青春和生命编织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憧憬和梦想。
江南贡院,应该是最大的八股文生产基地了。
当年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的老先生,是这样说起贡院的情形的。
考生入场时,都有送场的,人不少,门口闹嚷嚷的。天不亮点名,搜夹带。然后大家归号,一般快到晚上,头场的题目才出来,写在灯牌上,由号军扛着在各号里走。
所谓“号”,就是这一条狭长的胡同,两旁排列的号舍。每一个号舍,恰好容得下一个人坐着,从前有人说是号舍象一顶轿子,几天里吃饭、睡觉、做文章都在这顶轿子里了。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交试卷的时候跪在地上好半天,说是从少年时代参加科试,至今已经考过30多次,眼看就要撑不住了,自己是多么希望能够获得功名呵。
考官读完他的文章,批了四句话:“年在花甲外,文在理法外,字在红格外,名在额数外。”
科举的得失已经成为一种关连到家族、亲人、故乡荣辱的庞大的社会命题,名落孙山的考生,他的无奈和悲哀远在名落孙山之外。回家的路一下子遥远和漫长起来,守在异乡清冷的客栈里,听窗外几声风雨,就桌前一杯苦酒,也不由得感慨系之。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
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而这个时候,远在千里之外一向真切醇厚的乡情和亲情,竟也变得苦涩起来了。归家途中的落弟考生,收到了妻子寄来的家书: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都说是家书抵万金,读着这样的来信,真不知该喜该忧啊。
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辛酸,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比比皆是。
吴敬梓出身豪门,急公好义,因为科举落第和婚姻破裂而在33岁那一年从老家迁居南京秦淮河畔,并且在秦淮水亭,完成了《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这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明朝儒林文人在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下的形形色色,千姿百态。
形是奇形怪状,色是声色犬马,姿是挠首弄姿,态是丑态百出。
吴敬梓,自称“文木老人”。就是这样一位老人,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作”,这话是鲁迅说的,鲁迅还说了,吴敬梓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也是在夫子庙,也是和《儒林外史》有关,这一个人物就是“才情恣肆,一泻千里”的“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
随园老人袁枚去夫子庙,一如既往地先去逛一逛书店。开设在夫子庙的书店,诸子百家、通鉴史籍、诗赋词集、方志史乘、戏剧小说、野史秘闻,真所谓是应有尽有。
但是这一天,书架上琳琅满目的《龙文鞭影》、《八股通义》竟是少有问津,而大家挤在柜前,争相购买着一函新书,竟是《儒林外史》。
袁枚不由得一愣,是谁将这部荒诞不经的稗官野史刊印出来了?于是,多年前与吴敬梓一次针锋相对的论争又一次闪现在了袁枚的眼前。
那个时候,《儒林外史》的手稿已经在文人墨客中间争相传阅了,袁枚翻开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当他读到“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时,不由一阵心惊,贯索是牢狱,文昌是文运,朝廷迫害文人,这不是大逆不道的宣传吗?
待全书读完了,袁枚召来当时南京文坛上的头面人物说道,这一册《儒林外史》攻击科举,流毒太深太广,我要当众宣布它的罪状。
吴敬梓听说了这话,哈哈一笑,然后说道,他袁枚只看到他自己春风得意,却看不到天下萤光苦读的寒士被拴死在四书五经上的苦难,他召集文人又不能代表文人的利益,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立于“桃叶渡”下,我们仿佛看到了吴敬梓扬长而去的背影,我们的耳边又一次响起范进:“噫!好了!我中了!”的叫喊。
这一声叫喊渐行渐远,远成过眼烟云,远成烟消云散。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朝花啊夕拾,王谢故居,花开花落,乌衣巷里,燕来燕去。
在漫长的历史记忆里,竹林七贤,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在魏晋特殊的风景里,他们就这样把酒临风地在竹林里站着,站成雕塑。
也许,当时的天地过于地黑暗,所以他们生命的光辉和文字的神采,就更显得耀眼和醒目了,也许当时的社会过于动荡,所以他们人格的固守和意志的执著,就更显得坚毅和神圣了。
魏晋的泥路上,驾着马车,颠簸着走来的,就是阮籍。马车上装着酒缸,马车没有方向,走到哪里,那里就是目的地了,也不知要喝多少酒,喝到醉时,这时就见真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