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古都发现之前，我国第一个有确切地址可考的古都是殷，殷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东汉张衡在《西京赋》里概括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先商族的八次迁徙。而后五则是成汤建国后的都城迁移。公元前14世纪，第二十代国王盘庚把商都迁到了这里。殷都从此经历了商王朝最后八代国王的政权生涯，长达253年，此次迁都在商代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商王朝从此结束了荡析离居、不常厥邑的岁月，迎来了殷商辉煌灿烂的新时代。

1939年，重达832.84公斤，高达133厘米的司母戊方鼎，在殷墟出土。这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青铜在殷商时代发展到了极致，此时的青铜已经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新的材料被广泛使用而闻名，更重要的是，在以它命名的夏商周，青铜时代的鼎盛期，青铜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国家制度的象征。殷墟宫庙遗址，位于安阳洹河的南岸，北岸是贵族的墓葬区，从这里发现的13座规制巨大的陵墓，以及1400余座祭祀坑来看，作为仪式性的殉葬，以人做为牺牲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将王权升华为神权，这是殷商时代一个鲜明的特点。

严文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商人尚鬼，他们信神、信鬼，但是没有一个有教义、有教长、有一套规则制度的这种宗教，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有宗教信仰，有这种信神的信仰。在商代的人来看，我们从甲骨文来看，它都是什么都要占卜，要问，要问神。当时的神一个是天，一个是山川，还有一个是祖宗，把祖宗也当作神，大体上是这样。

殷人把祖先不断地编制到神的行列，这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天上的神明和地下的圣君所结合的神圣统治，商代的这一实践正是数千年中国国家学说的滥觞。殷商，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当时的中国地区，无疑居于领导地位。这个常常被人回忆的时代，奠定了后世的许多制度形式。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在此已经初露端倪。然而，商进入纣王时代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王权制度的弊端积久生疴。原本能文能武、才思敏捷、勇力过人的纣王无力回天，便放纵淫乐横征暴敛。朝歌城内，整日耽于美色，对美女妲己无限宠爱，对良臣忠谏充耳不闻。如此致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最终，商纣王大败于牧野之战。青铜铸就的大鼎，可以象征权力至上和法度威严，可却无法遏制制度的溃败，随着纣王败后自焚鹿台，繁华了二百多年的殷都很快成为一片废墟。

一抹夕阳洒下一墙金黄色的光芒，洛阳王城的门阙如同一座纯金的殿堂，无言地讲述着昔日的辉煌与盛衰。一千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黄昏，时任天章待制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之余，经常喜欢雇一头小毛驴，从独乐园到这里访古，望着巨大的门阙感慨万千：若问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在中国的古都中，建都时间累积最长。从禹的孙子太康在此建城斟郡，到五代后晋石敬瑭在此定都，13个王朝在洛阳建都的时间，总共达1000年以上。在古人看来，这里是天下的中心，故而周武王灭商后，把象征皇权的九鼎安置在了这里。周代是一个重视礼制的时代，周人把对礼制的恪守，也集中表现在列鼎的制度上。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任何人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

李玉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鼎就是国家的象征，社稷的象征。这个鼎是祭祀用的，刚一开始鼎是食器，吃饭煮东西用的，后来就逐渐变成，人死了以后，就是祖先死了以后，用它来祭祀。祭祀了以后，它就有了礼器的意义。以后祭祀社稷、祭祀祖先就用鼎。这个鼎器就是重器、宝器，就是如果你这个社稷在，你这个祭器在，你这个鼎在，就说明我的国家在。如果你的这个鼎不在了，你的国家就不在了，就变成一种国家的象征了。

周王朝的命运似乎也因此和九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周王子的王权衰落时，天下诸侯最关心的便是这九鼎了。据说就连梁国这样的弹丸小国都曾厚着脸皮打过九鼎的注意。《左传》说，当年春秋霸主楚庄王也曾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瀑露出篡夺王位的企图，留给后人一个问鼎中原的成语典故。周天子终究没有看住他的鼎。又过了三个半世纪，周灭于秦，九鼎终被秦昭王西迁而去。

弹指一挥间，500多年过去了，秦汉纷争之后，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从此，洛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汉魏洛阳城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又三十六步。这样的规模就是古人所说的九六城，登高远眺，汉魏洛阳城墙遗址、灵台旧址、永宁寺木塔基座，依然透漏出昔日大国京城的豪华风姿。

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

——班固●《东都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