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古汉语中，大部分文学形式都带有音乐成分。汉字的数量很多，同音字之间多以韵律来区分，诗、词、曲、赋在创作和朗诵时都依照一定的韵律而定，为的是便于唱诵。包括八股文在内，在诵读时也要有阴阳顿挫的起伏。道教的绝大部分经典和功课，在诵读时都有比较严格的曲牌和韵律。道教文化因为同古代汉文化同出一源，经韵曲牌自然离不开古汉语韵谱体系，加上宗教特有的风格，形成一种高雅、庄严、神秘、悦耳的韵味，从而具有更加迷人的魅力。崂山是中华道教较早的发祥地之一，自宋、元各代以后又成为道教丛林基地而长盛不衰，道教音乐不容置疑，自有其独特之处。从西汉开始，崂山地区的祭祀之风就相当兴盛，当时的咒音与山民号子、民歌韵味相近，如“太乙咒”、“太岁咒”、“太白歌”等都体现出浓厚的东夷方言方音。张廉夫在崂山创建太清宫后，开始了大江南北不同地域道经曲牌的交流，较早地融入“南韵”，使崂山道谱很早就脱离了方言韵味。东汉末年，郑康成在崂山办书院，聚徒授学，首次把宫廷音乐带到崂山，对崂山道教音乐影响很大，有些流传至今，被道士称为“郑祖经曲”。晋代法显和尚去西域取得经从海上回国，在崂山建石佛寺，又把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经韵传到崂山，流传至今的“大赞”、“六句赞”等都吸收了佛教“赞佛偈”类经韵风格。唐代大诗人李白和宫廷梨园教头吴筠来到崂山太清宫，带来了盛唐时期形成的宫廷韵曲，二人共创的《清平调•咏王母蟠桃峰》成为崂山道士沿用至今的“步虚”殿坛经韵曲牌。南宋灭亡时，宫妃 谢丽、谢安 到崂山出家；明朝灭亡后，宫妃 蔺婉如、养艳姬 到崂山出家。这几位精通音律的宫妃对崂山道乐的发展起到较大的影响，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崂山应风乐的发展。宋代著名词人苏轼、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兆页、明末才子蒋青山、清初文学家薄松龄都对崂山道乐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此外，崂山道教音乐吸收了“祭孔”、“祭岳”等较隆重的国典活动中大型器乐协奏和唱诵手段，不断扩大演奏和合唱的规模。两千多年以来，崂山道教音乐广采博取，不断完善，形成风格独特、档次齐备的道乐体系。既有在重大仪式活动中演奏和唱诵的神圣韵谱，如“接大驾”、“三清号”、“玉皇号”、“大洞清”等正统道谱；又有“满江红”、“宾鸿泪”、“天边月”等大型祭祀活动的专用曲牌；还有“秋山行旅”、“鹊华春山”、“晋济三果”、“归去来辞”等清秀古雅的欣赏性乐曲。而那些用于“走坛”的一般道乐已经成为崂山地区应风乐的重要部分，在道场中基本不多运用。

道教音乐是我国民间音乐的组成部分，崂山是中华道教胜地，其道乐有独特之处。崂山道乐经曲，多由上古民歌和民间号子演变而成，具有强烈的东夷文化气息。后来，风行全国的“十方经韵”传入，融入了崂山道乐。金代，全真道北七真来崂山传真布道，特别是邱处机三次来崂山，把崂山道乐和十方道乐进行了广泛交流，逐渐形成了风格独特和档次齐备的道乐体系。嗣后，崂山道乐分为“内山派”和“外山派”，特别是由于外山派道乐使用管弦伴奏，而且又直接参与各种民俗活动，促进了崂山地区民间吹奏乐的蓬勃发展。许多民间老艺人多师承崂山道乐，致使许多道乐名曲在民间传流至今。

旧志载：清初，乐器即有编钟、编磬、编鼓、鼗鼓、柷、搏拊、敔、琴、瑟、笙、管、篪、筹、埙等凡十数种。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颁行《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等祭祀性乐、舞章，用于“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等祭祀礼仪中。全部乐章有颂词192字，并采用民族七声音阶记谱。祭祀时，乐舞生各48名，并有执麾领乐、执节领舞生各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