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教音乐与唐燕乐

道教科仪音乐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嵩山道士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改直诵为音诵，但尚处于初始阶段，而健全的道教科仪音乐是从唐代建立的。道教科仪音乐是通过音乐的形式来将“道”的“无”转化为“有”，“斋堂之前，经台之上，皆悬金钟玉馨……非唯警戒人众，亦乃感动群灵”。（《要修科仪戒律》卷八引“太真科”）即以虔心娱神敬神为主要功能；同时，为了拉拢道徒和争取更多的信徒，必然要以“俗”的形式来娱人以达此目的。道教音乐的这雅、俗二途，在宗教化的同时亦不乏审美化，艺术化的娱遣性。

唐代道教音乐最为显眼的是其与宫廷音乐的关系。唐代帝王以老子为先祖，尊崇道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在高宗、玄宗前期，更有明显地与武氏倡佛相对立、打击武氏余党的政治色彩；玄宗后期，转向佞道，达到一种变本加厉的迷醉境界。高宗时，尊事道士潘师正，令太常署奏新曲《祈仙》、《望仙》、《翘仙》（《旧唐书》卷一九二《潘师正传》）。玄宗时，“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公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纟舀 制《景云》、《九真》、《紫极》、《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除召道士、大臣、乐工制曲外，明皇亦自制道曲，于是开元二十九年制《霓裳羽衣曲》和《紫微八卦舞》（《混元圣纪》卷八），天宝四年，又制《降真召仙之曲》和《紫微送仙之曲》（《混元圣纪》卷九）。明皇所制四十法曲中，明显与道教有关的有：《赤白桃李花》、《望瀛府》、《献仙音》”（见《唐音癸签》卷十三，上海古籍，1981年版）。对于道教步虚声，明皇亦亲自加以订正，“（天宝十载）四月，帝于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音乐……平上去入，则备体于正声。吟讽抑扬，则宛仍于旧韵”（《册府元龟》卷五十四）。经明皇的改革，步虚达到新的高度，“《步虚》闻一曲，浑欲到三清”（方干《夜听步虚》）。步虚从道观进入宫廷，又从宫廷流入贵族士大夫阶层，进而又返流至道观与民间，影响广泛，如诗所言“导引岂如《桃花舞》，步虚宁比《竹枝词》”（许浑《卢山人自巴蜀由湘潭归茅山》）。除制道曲，与法曲融合、订正步虚声外，明皇于天宝十三载诏令道曲与胡乐合奏，同时利用行政手段，动用国家音乐机构更改了一大批乐曲标题。“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卷二十三），并将诸多胡曲佛曲冠以道教色彩浓郁的曲名，如将《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因度玉》改为《归圣曲》，《色俱腾》改为《紫云腾》，《摩醯首罗》改为《归真》，《急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苏莫遮》改为《万宇清》，《舞仙鹤乞婆》改为《仙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