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寇谦之之后50年，由南朝道士陆修静，用尽毕生精力，研究和改进道教仪规及音乐，参照儒家礼法，整理甄别道教经典仪范，进一步规范了道教各种仪规及所用音乐，集“三洞经”1000余卷，还编撰斋戒仪范100余卷，制《升元步虚词》、《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各1卷，模仿佛教仪节将祝香、诵经、唸咒、存思都纳入道教各种仪式规范之中。由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使道教各种仪规及其音乐初具规模，并为道教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中国道教得到了较大发展，即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道观、道馆。在东晋以前只有静室，如刘宋时期，陆修静的简寂馆、崇虚馆等。泰山在道书《云笈七签》中把泰山视为“神仙所居仙境，名篷元之天，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泰山自古被奉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地之神，神灵之府”。然而在晋之前历代在此修炼者，只不过是在“清静石屋”炼仙丹，求长生。如秦安期生曾修炼于泰山“仙人堂”，《泰安府志》载：“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而去”。汉武帝刘彻东封泰山，泰山道人稷邱君抱琴迎拜的记载等。南朝时期出现道观的记载，据《广弘明集》卷27载：“北齐文宣帝高洋(公元550—559年)《问沙之太释李诏》中有“馆舍盈于林薮”，后改为道观，如：楼观、玄都观、道观等名称。自古泰山道观较多，道观的出现为道教及其音乐的发畏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使道众人数激增，在北齐文宣帝《问沙太释李诏》中载：“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由此可见出家人之多，同时也促进了道教音乐的发展。

道教及其音乐的发展经隋至唐朝便进入鼎盛时期，李姓皇室以老子(李耳姓氏相同)后裔而自居，在长安太清宫置两丈多高的白玉雕成的老君像，旁设用白玉刻制的玄宗像，侍卫着李姓的祖先，借以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唐代全国有道观1687处之多。高祖李渊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下诏宣布三教(释、道、儒)中道教居首位，玄宗则更为登峰造极，由于其崇尚道教，精于音乐的唐玄宗(公元751年)诏著名道士及乐工仿佛曲制作了大量的道调，如：司马承桢制《玄真道曲》，宫中大臣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常卿韦縚制《景云》、《九真》、《紫极》。还制《小长寿》、《承天》、《顺天乐》等曲。玄宗并主持设立了演奏道教音乐的“梨园”(乐团)，亲自指挥排练与演出。“开元二年，天子听政之暇，于梨园亲自教授法曲，必尽其妙”。据《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十载)四月，帝于道场亲教道士步虚声韵，道士玄辩等谢曰：“臣自凡愚，生逢大圣，服鹰真教，庇影玄门，谬得侍奉禁闱，恭承待问，夙夜兢惕，将何克堪，伏见陛下亲教步虚及诸声讚，以至明之独揽，断历代之传疑，定骐骥于海陆，分景镜于真伪。平上去入则备体于正声，吟讽抑扬，则宛仍于旧韵，使咏之者，审分明之旨，闻之者，无伪舛之言，妙协钧天，克谐仙唱，优以灵章本趣理固如然，但为流使人间，此谬滋久，非应道之主，孰能正之。是可以振畅玄风，发挥圣作。”

据杜佑《理道要诀》及《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十三年七月，将一部分佛曲改为道曲或具道教色彩的名称，其曲目为：《金华洞真》、《钦明引》、《紫云腾》、《归真》、《合浦明珠》、《急金华洞真》、《泛金波》、《布阳春》、《怀思引》、《大仙都》、《芳林苑》、《泛竺丛》、《琼台花》、《宝廷引》、《神仙》、《升朝阳》、《芳苑虚》、《祥云飞》、《静边引》、《霓裳羽衣曲》、《金方引》、《三辅安》、《洞灵章》、《紫府洞真》等等。在唐南卓《羯鼓录》所载：“诸佛曲调中亦有《九仙道曲》、《御制三元道曲》”。玄宗还亲制道曲《紫云回》、《凌波仙》，至此，道教音乐就出现了大量的同曲异名的乐曲，并对后世佛、道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由于皇室重视和保护道教，因此在继承隋唐旧乐的基础上，又对道教音乐进行了规范，便出现了道教音乐(声乐)谱集《玉音法事》，金全真派创立后，逐步形成了具有全真派特色的各种法事音乐。明代在进一步吸取民间音乐基础上又制新的道教乐章《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清代全真派出现了道士演唱的统一的经韵《全真正韵》，并流传至今。当今泰山道观仍在演唱具有地方特色的全真派经韵“十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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