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同一说”所依据的《庄子》中的记述,反映的是庄子学派早期的、也就是庄子本人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圣人”本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人格概念,《论语》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例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请。”’(《雍也》)可见,“圣”是比“仁”还要高的境界。孟子说,”主人,人伦之主也”(《孟子·离娄》上),所以“圣人”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庄于把它情移过来,加以改造(“圣人无名”),成为自己人生哲学思想中具有和“至人”、“神人”同义的理想人格。这一情况正反映了早期庄学和儒学的关系,即一方面把它作为批评对象,另一方面又常以它为理论背景和观念渊源。第二,庄子也正是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两种:无待和有待。《庄子·逍遥游》写道: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于世末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句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末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显然,庄子是以是否实现无任何负累的自由(“逍遥”)来划分人生境界的。在庄子看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恶乎待”(无待)者是自由的;其它虽有情境的差别,但皆是不自由的“犹有所待”(有待)者,这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只存在“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和“众人”两种精神境界。
“不同说”所根据的《庄子》中的记述,可能是先秦庄学后期,也就是庄子后学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在庄学后期,庄学有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在学和儒学在理论上除了开始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外,相互对立的关系显然是主要的,庄子后学把自己观念体系中的理想人格(“神人”、“至人”、“天人”、“全人”)置于儒家理想人格(“圣人”)之上,也是很自然的了。第二,如后面还要论及的那样,后期庄学具有明显的人俗倾向,这种生活态度的改变,使后期庄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生境界分为“无待——有待”,即“圣人——众人”两种境界,而是具体地审视和描述了人世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或生活方式,认为它们一方面是各自独立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多层次的人生精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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