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在威克岛秘密会见杜鲁门的时候，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非常肯定地向美国总统保证：中国目前没有空军。

麦克阿瑟弄错了，因为人民中国的空军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正式成立。

但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也对。人民空军当时刚刚组建不到一年，全部兵力只有一个混成旅，不仅缺少飞机，没有教材，飞行员也还没来得及进行任何空战科目的训练，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参战。而在现代战争中，陆军已经无法离开空军的支持。麦克阿瑟因此判断：中国人决不敢出兵朝鲜，他们要跨过鸭绿江的说法只是中国政府的“政治讹诈”。

然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四天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陆军部队兵分三路，跨过了鸭绿江。

两个月后，志愿军的空军部队也飞进了朝鲜的天空战场。

1951年1月的一天，朝鲜战场上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正在接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上空盘旋。他们忽然发现，有几架飞机速度很快地冲了过来。

让他们惊异的是，这种飞机不是北朝鲜所拥有的那种笨重的雅克式，而是一种呈流线型的后掠翼喷气式战斗机，并且机翼上还涂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这次意外的空中遭遇，并没有给远东空军造成什么损失，双方甚至都没有交火。但仍有一个驾驶F-51的美国飞行员说，他“吓得把一块口香糖吞到了肚子里。”

此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便频频接到远东空军遭遇神秘的米格机群的报告。这位五星上将想起了他读过的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喜欢将红色的五角星作为各种标志和象征。

他不得不承认，中共的空军已经出现在朝鲜战场的天空。

当然，面对这个冒出来的一个陌生的对手，骄傲的美国远东空军是不屑一顾的。一位美国飞行员甚至嘲弄地调侃说：“难道中国人是乘着风筝，带着姑娘上天的吗？上帝，别开这种玩笑！”

他们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双方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当时的美国远东空军拥14个空军联大队，作战飞机1100余架，飞行员大部分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

相比之下的中国空军简直不值得一提，仅有新建的两个歼击航空兵师和一个轰炸机团、一个强击机团，作战飞机总共只有114架，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只飞了20多小时，而且没有任何空中作战的经验。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介绍：当时，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空军远远没有形成作战能力。他同样也清楚的是，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中，没有空军就没有制空权，没有制空权就意味着地面部队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空中火力之下，也就意味着胜利的天平将几乎肯定会向拥有制空权的一方倾斜。

所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曾要求斯大林，希望得到苏联的空中支援。

在得到斯大林的承诺后，毛泽东很快就签署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委任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10月8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

同一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在鸭绿江一线集结完毕。万事俱备，一声令下就可立即出兵。

可是，斯大林在出动苏联空军进行支援的行动上却迟迟没有动静。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介绍：这个时候，毛泽东派周恩来紧急飞往莫斯科。周恩来对斯大林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马上出兵援朝。”

斯大林的答复是：对中国同志的军事援助要求“可以完全满足”。但是，在出动空军支援的问题上，他说，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需要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

斯大林看得很清楚：中国已经被朝鲜战争和台湾的局势搞得骑虎难下，无论有无苏联空军入朝参战，中国都不得不出兵朝鲜。

苏联的临阵变卦，打乱了中国原定的出兵计划。周恩来要求斯大林与他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结果。

10月12日，毛泽东接到了苏联暂缓出动空军的电报。当天下午，他主持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通报了苏联的态度。

毛泽东说：“如果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也要立即出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两天后，苏联的意见更加明确。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式通告：苏联会很快向志愿军先提供步兵装备。可是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他们反而进一步退缩了。莫洛托夫说：苏联的空军将只派驻中国境内防止空袭，但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以后苏联也不准备派空军进人朝鲜境内作战。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的问题。会上，年轻的中国空军能否参战，成为一个焦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不要再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抱什么希望了，我们务必先走！没有空中支援也要出兵！”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站起身，对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刘亚楼答道：“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第二天，美军攻占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都平壤。

同一天的傍晚17时30分，志愿军的4个军和3个炮兵师，在浓重的暮色中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此时的朝鲜，是美国飞机横行的天空。

为了尽快入朝作战，中国空军各航校的空、地勤学员数量都达到了器材、教学和训练承受能力的极限。

刘亚楼还打破训练常规，决定将飞行学员的四级训练体制改为三级训练体制，免去高级教练阶段，直接毕业到部队改装战斗机。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空军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各大城市都可以看到手持“捐献飞机抗美援朝”标语的游行队伍。

志愿军陆军入朝作战一个多月后，中国空军的第一支部队开赴前线。率先出征的是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

1950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在刘亚楼陪同下乘专列亲赴辽阳，为他们壮行。

朱德总司令鼓励他们：“你们的任务很光荣，前方的部队在盼望着你们开赴前线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希望你们成为战无不胜的空中英雄，为祖国争光！”

半个月后，这支几乎还在呀呀学语、更谈不上有任何实战经验的空军部队飞向朝鲜战火弥漫的天空。

在朝鲜天空，李汉首开纪录，成为第一个击伤和击落敌机的中国飞行员。

李汉是空四师第十团第二十八大队大队长，1938年入伍，河北唐县人。

1950年12月15日，李汉大队在师长方子翼的率领下，飞抵安东浪头机场。

此前，朝鲜战局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志愿军入朝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连续打了两场大的战役，遭受损失的美军部队全部撤回了三八线以南。

也许受志愿军首战胜利的鼓舞和影响，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同意派少量苏联空军入朝作战。

李汉大队来到前线，和苏联友军的飞行师一起驻扎在浪头机场。

中国空军的第一仗必须打好。刘亚楼为此考虑再三。他知道自己这支部队此时的底气。

最后制定出的“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刘亚楼叮嘱空四师师长方子翼：“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定要打好第一仗，揭开空战之‘谜’，这对空军当前作战的全局和将来长远的建设有重大影响。”

年轻的中国空军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