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介绍: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不断的搜寻、追踪我们的飞机,只要你升空去飞训练,他马上就来攻击。据说有一次,飞机还没有起飞,国民党的飞机就到了,一个日军教官不顾一切地开着吉普车拼命地跑,然后国民党飞机就追着这个吉普车去打,结果是保存下了我们的飞机
然而就在人们喜气洋洋的时候,新的难题出现在他们面前:那就是航空汽油的告急。
日本在东北残留下来的汽油,早已被搜寻殆尽;航校储存的汽油也即将用完;解放区暂时还不能生产汽油,从外国进口更是毫无指望。
汽油是飞机的粮食,没有粮食,飞机根本无法上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得向上级求援。然而上级也无能为力,回答得干脆而无奈:“航空学校有飞行粮食就办,没有飞行粮食就停。”
航校建设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群策群力想办法解决。
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用酒精试试,看看能否代替汽油?
上级提供了两份互相打架的资料:一是似乎有过用酒精代替汽油飞行成功的先例。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在用酒精代替汽油的飞行试验中曾摔死31人,关东军司令部下令停止研究和试飞。
空军专家宋心之介绍:因为它的设计是按油的燃烧来设计的,可是你的燃料换成酒精以后,它的热值不够高,到空中温度很低,它可能熄火,这一熄火就会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对飞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危险故障。
没了退路的老航校人选择了迎难而上,最后成功地用百分之百的酒精代替了汽油。
酒精代汽油,飞机吃“粗粮”,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事后得知,国民党情报人员立即把这个消息作为重要情报呈送给了蒋介石,就连美国的航空杂志也作了专门报道。
作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在腥风血雨中走过近4个年头,培养出一大批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人,以及新中国的第一批王牌飞行员。
尽管如此,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机似乎仍然没有成熟。
1949年初,新中国即将诞生,人民空军的组建也变得紧锣密鼓。
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3月8日,西柏坡正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间隙召见了东北老航校的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召见他们俩人。弹指八年,乾坤大变。
1946年,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从成都飞抵延安。
此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这段时间,国民党空军先后有54人,驾驶20架飞机,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飞向解放区,形成了一个驾机起义的高潮。
这些起义的人员,后来许多人都成为了创建人民空军的技术力量和骨干,也成为了东北老航校建立初期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西柏坡听取常乾坤和王弼的汇报之后,人民空军的组建进入了倒计时。
9天之后,也就是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当年,这里是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院,航空局就设在这里。航空局挂牌办公的时候,距离常乾坤和王弼应召到西柏坡谈话还不到一个月。
与此同时,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命运也被突然改变。
这年5月的一个傍晚,正在打点行装,准备率部南下歼敌的刘亚楼突然接到军委通知,让他立刻到毛主席的住处领受新的任务。
刘亚楼是位陆军战将,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和师政委,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和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战功赫赫。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北平,毛泽东主席住进了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
见面后,毛泽东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很意外,坦率说: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
这番对话,确定了刘亚楼即将成为人民空军的首任司令员。
飞行部队有了,军委航空局有了,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也有了,人民空军的组建似乎箭在弦上,弯弓待发。
但是,人民空军仍然没有来得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振翅蓝天。
1949年6月,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为了庆祝开国大典,尚未正式组建的空军也要提前亮相,接受检阅。
聂荣臻元帅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也是阅兵总指挥,他责成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尽快物色参加阅兵的飞机。
接到命令的常乾坤迅速从东北老航校等地,抽调了29架各式各样的飞机集结北京。
遗憾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当时尚未起步,这些飞机全部由外国生产,而且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是拼凑组装起来的,没有人敢打包票它们上天后不会出现问题。
为了阅兵式的安全,常乾坤又从这些飞机中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5种机型、共17架性能相对稳定的飞机,编成了6个空中分队。
受阅飞机实在太少,很难满足开国大典盛况的需要。可是,当时条件所限,已经不可能再增加受阅飞机的数量。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不知是谁的最初提议,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妙的主意。让地面的17架飞机在天安门上空变成了26架。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姚峻,当时被编在了受阅飞行大队的第5分队,曾驾驶C46运输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他对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情景记忆犹新。
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介绍:17架飞机呢,那个歼击机 就是P51,飞得比较快,它通过去以后大概再绕了这么一圈回来, 正好跟着后面这些小飞机再通过了一次,所以从地面看是26架。
开国大典的当天,北京饭店的楼顶成为了临时飞行指挥部。10月1日下午4点,作为空中梯队的地面指挥、时任中央军委航空局华北航空处长的油江下达命令,受阅飞机奉命起飞。
毛泽东带领军队在地面上打了22年的仗,吃够了天上对手的苦头。一直渴望组建自己的空中力量,这一梦想,在这举国欢腾、举世瞩目的时刻终于实现了,他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朱德总司令的兴奋更是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在开国大典的41天之后,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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