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编钟是毁是留？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陈骧龙回忆，当时在天津的一个日本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我父亲陈亦侯，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父亲做干爹。没过几日，陈亦侯又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陈亦侯不说，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陈亦侯拿着帽子也就走了。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

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

危机重重，陈亦侯与胡仲文密室夜谈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账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苏淮安，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夜深人静，驱车冒险转移金编钟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接着，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陈亦侯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把这个库房整个地装进了煤。

险状频出，守口如瓶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就把陈亦侯放了。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此时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国民党政府马上向全国各大城市派出军队，同时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孔祥熙就任财政总长，来到天津，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

据陈骧龙回忆，这个秘书，是我父亲当初在译学馆的一个同学。他来看我父亲，探询金编钟的下落。于是，我父亲大怒说，这件事你去问吴鼎昌。估计他也不敢去问，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