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皇舆全览图》的广东行省部分。它是由康熙亲自主持、经实地勘测，并利用大地三角测量等先进科学技术测绘完成的，是中国第一个标有精确经纬度的全国地图。

这就是当年测绘地图时所用的仪器。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而中国率先成此大业，在世界上也是规模空前的。

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到康熙五十七年汇编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阔疆土的绘制，同时也使国家安定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2005年的午门。太阳王路易十四--凡尔赛珍品特展开幕。这是对2004年1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大帝展"的回应。当时他们彼此都渴望了解对方，了解世界。如今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会了。

路易十四在写给康熙的信中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这是当年法国人想像中的康熙皇帝。

那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频繁而热烈的，康熙还在自己的造办处里建立起绘画、雕刻以及制作时钟、珐琅彩的作坊。

《桐荫仕女图》屏风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它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油画技法后的创作。

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纪神学思想作斗争的精神武器，莱布尼兹还从易经中找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原理。

整个十八世纪，西方各主要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艺术强烈的、生动形象的影响。

当时欧洲的贵族阶层还流行在庄园里引进中国式的装修风格，他们的墙壁上描绘着中国人的生活场景。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达到了又一个高潮。

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十八世纪初，在营造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开辟了这组西洋建筑。它们成为中西方在园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载体。

倦勤斋地处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北端幽静的一角，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归政后做太上皇专门修建的。斋内有着精美的室内装饰和家具。它运用通景画和天顶画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绘画装潢技术巧妙融和在一起，成为乾隆时期这座宫殿吸收西洋文化的历史见证。

别具异国风味的西洋建筑不仅为乾隆皇帝所欣赏，也成为王公大臣们竞相效仿的时尚。

在清人画的几幅祝寿图中，我们不难发现临街搭建的西洋建筑。

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他们带着西方的科学、艺术觐见中国的皇帝。后来，传教的初衷渐渐被中国人忽略，反而是他们带来的那些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714年，一艘抵达广州的贸易船上搭载了七名传教士，当地政府奏报康熙皇帝，皇帝命有科技才能的传教士留下进京，其他人返回。这留下的人中，就有一位画家郎世宁。这就是当年广东巡抚报告郎世宁等人到达的奏折，只不过当时把名字记错了。奏折上有康熙皇帝的亲笔批示。

不久郎世宁奉旨前往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得见他的绘画才能，十分欣赏，便命他学习中国画，并不时入宫作画。这一画，就是五十年，期间经历了康、雍、乾三朝。

雍正以后，郎世宁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利用中国的纸、绢、墨、笔、颜色，试尝中西合璧的新体绘画的创作。

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画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画中题到：“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入室幡然者，不知此是谁。”

当然，那些宫廷洋画家的创作并不是无限自由的。郎世宁的画几乎都是由乾隆钦定主题，在定稿之前要先把草稿送乾隆审查，批准后再正式绘制。而这些绘画的主题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绩。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役，对于维护国家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纪念平叛的胜利，乾隆让宫廷中的西洋画家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

从乾隆二十七年起，十六幅画稿分批运抵法国，由法国七位雕版名手分别制作。雕版印制工作共进行了7年之久。到乾隆三十八年，两百张印成的画，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回中国，历时十一年。当看到画作成品时，乾隆皇帝相当满意。

这幅《皇清职贡图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绘制的。在画中，可以看到当时与清朝交往密切的27个国家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