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易图雅好诗书和寿山石，每遇好书好石不惜以重金购进。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辞官归乡后，龚易图修建三山旧馆，将大通楼专辟为藏书楼，所藏诗书多达5万卷。

“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叫读此书”，龚易图1877年整理自己的藏书时写下这首诗，谁知一语成谶，这句话竟冥冥中预言了这些诗书的去向，或许龚易图不会料到，决定这批藏书命运的他的孙子龚礼逸，民国时期还写就一本寿山石专著，被永久载入寿山石文化史册。

龚礼逸自小耳濡目染，除了书画，也深深迷恋寿山石，他与当时的金石家、书画家和寿山石雕刻艺人频繁交往，并亲自前往寿山村考察，1933年，年仅31岁的龚礼逸完成了1.5万字的《寿山石谱》。

《寿山石谱》第一次系统地按产地命名寿山石石种，也第一次全面涉及寿山石的产地、历史典故和雕刻工艺，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寿山石文化专著，因此一发行便大受欢迎，200本全部售完。

解放初期，龚礼逸将自己负责掌管整理的大通楼中的藏书悉数捐献给国家。现在它们仍旧完好地保存在福建省图书馆的典籍部中。

文革开始后，已经捐献出家中世代相传珍贵藏书的龚礼逸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书画和寿山石等古玩竟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龚礼逸出生世家，却有着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现在，他的夫人，102岁的王孝莹老人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龚礼逸收藏的寿山石早已所剩寥寥，只有一些充满着古旧风情的家具还在默默诉说着两位老人曾经经受过的风雨沧桑。

这些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亲笔信。

在这些信件中，徐悲鸿多是向对方求印，甚至还亲笔绘制印章的形状布局，请对方斟酌。这个在信中被徐悲鸿称为“薏芗兄”的人就是现代画家和篆刻家陈子奋。

陈子奋是福州人，1928年，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长之邀去福州画画，恰巧30岁的陈子奋正在办画展。

陈子奋与徐悲鸿就这样相识，两人成了好朋友。徐悲鸿鼓励陈子奋专攻双钩写生，并且亲绘一幅《九方皋相马》图赠给陈子奋，陈子奋赶紧刻了几方印章回赠，看了陈子奋的印章，徐悲鸿更加惊喜，称陈子奋的双钩白描和篆刻为“双绝”。

陈子奋的篆刻被徐悲鸿推崇为“雄浑无过陈子奋者”，陈子奋为徐悲鸿刻了大量印章，据说，徐悲鸿一生用印有一大部分为寿山石印章。

在与陈子奋的往来信件中，徐悲鸿还多次提到他最喜欢的石头就是艾叶绿。现在，廖静文还珍藏一对艾叶绿石章。

徐悲鸿没能在心爱的艾叶绿石上刻下自己和爱人的名字便撒手人寰，他在信中叮嘱陈子奋所刻的印章现在也难觅踪迹，只有这对图章穿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一直守候在廖静文身边。

1936年，陈子奋根据自己多年的篆刻经验，写就一本《寿山印石小志》出版，成为继龚礼逸的《寿山石谱》后，民国时期第二本寿山石专著。不久，张宗果所著的《寿山石考》也出版发行。寿山石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高峰就此全面铺开。

文革初期，龚礼逸的《寿山石谱》、陈子奋的《寿山印石小志》加上张宗果的《寿山石考》，三本民国时期的寿山石专著都被红卫兵焚毁，年近70的陈子奋听闻这个消息，连夜填诗：

群书付大火，再买身无钱。细抄胜于读，自幼常灯前。寒病坐难久，眼视复隔烟。老来有何怀？聊以消残年。

陈子奋想起自己曾经刻过的一方印章：钞当读。

小时候因为家贫，只能手抄别人的书籍进行阅读；现在也不过是重新来过罢了——陈子奋鼓励自己的学生，书籍永远是不能被销毁的，只要用心，手抄照样可以学习，寿山石的文化一定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1982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寿山石专著《寿山石志》出版，随后，各种寿山石书籍不断涌现，并且走入人们的生活。

人们还根据自己的文化环境，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寿山石赏玩方式。

福州曾流传一种文字游戏，叫做“诗钟”，大致类似限时赛诗会，林则徐那首著名的“海道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即为诗钟游戏时所作。

现在，一些福州老人将赏玩寿山石印章与诗钟聚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赏印诗会，虽然参与者有限，却也别开生面。

而在台湾、香港、东南亚，甚至还有日本，赏玩寿山石还成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时尚的生活方式之一。

经过1500年历史变迁，寿山石形成了从开采、雕刻到赏玩的一整套独特文化现象；在它身上，还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泱泱不息的人文传统；

每一块寿山石都是一方不同的天地，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每一个人、每一块石之间，也都在时刻演绎着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多彩多姿的故事，也许，这就是寿山石长久不衰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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