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光靠侠，是不能合理、完善地维护社会正义的。侠肝义胆，有时候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合适。比如我吧，一向喜欢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攻击有权有势的一方，当时显得自己挺英雄的，挺“北大醉侠”的。但有时候事后发现，事情做得过分了，有权有势的一方并不一定就欺负人了，弱势群体有时候也有错误。大家都叫我侠，其实我自己并不乐意当个侠，我还是乐意当个普通人，一个能犯错误也能改正错误的普通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靠这个侠以外，还靠什么呢？还要靠民间的知识分子，过去叫绅士。我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土豪劣绅”吗？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既然有劣绅，就会有良绅，否则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个“劣”字呢？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家要做良绅，不做劣绅。中国共产党革命，是靠良绅打倒劣绅，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包括犯错误的领袖，都是良绅，而不是农民。中国古代的乡村就是靠良绅来统治的，这些绅士可能是退休的老员外，当地一些给政府当幕僚的、当顾问的，“民间发改委”吧，还有一些乡村秀才，科举考试考不上举人的，一辈子的复读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科举选拔人才，但是考不上的人很多，不像我们今天逼着孩子非上大学不可。今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跟包身工似的“受苦受难”，为什么呢？就为了上大学，好像不上大学就不是人似的。但是上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找不着工作？还不是一样给人擦桌子？遇到汉奸企业家，连工资都要跪着领。很多好书没看过，很多好玩的也没玩过，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在题海中浪费了。甚至连爱国游行都被禁止，说是“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比科举时代差多了。

古代社会有什么好处？它一方面有科举制度，同时科举录取的人很少，它不那么严重地忽悠全国的青少年，你绝不会考上举人找不着工作。多数人是考不上的，考不上反而就没有负担了，从来没有人骂国家，你怎么不录取我？顶多骂考官有眼无珠。咱们山东的蒲松龄老爷爷就骂考官，一边骂一边写出了《聊斋志异》。科举的一甲、二甲、三甲分得很清楚。到了清朝不一样了，清朝就有三四万人了，有捐官的，但是也有分别。比如今天许多县市的党委书记都是博士了，谁知道他的博士是怎么来的？你前面应该加上定语，叫“党委书记博士”，括号，“相当于本科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