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汉初，游侠还和政治紧密结合，江湖与庙堂相融相通。刘邦兴兵反秦，部下多游侠之徒；六国旧贵族乘乱割据，也多有游侠乘势相助。汉初的诸侯王、也常常有游侠之气，许多人尽力效法战国四公子、大养宾客，求名蓄势，如吴王刘澳、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梁王刘武、济东王刘彭离、江都王刘非、燕王刘旦等、都在下乎搜罗了大批江湖之人。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连兵造反，朝廷任命条侯周亚夫为太尉，主持平叛大局。周亚夫一到河南，立即派人去找到洛阳大侠剧孟、高兴的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我料定他们是成不了大事的。”当时人称谁若得到剧孟，相当于得到一个诸侯国的兵力。剧孟为侠中原，有很大的号召力，他的母亲去世；无钱安葬，消息传出、远方前来送钱送葬的，竟有一千多辆大车、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诸侯与侠的江湖互相倚重、相处倒也平安。

从战国到汉初的侠，与朝廷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参与了不少政治斗争。而朝廷对他们的态度，只在起来造反，也乐得相互倚重，侠的自由江湖风气是战国群雄并起的自由政治风气的产物，没有统一的江湖，也没有统一的庙堂，你这个国家容不下我，我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侠而称“游”，便是由侠这种不固定的特点而开始。但到了专制时代，逐渐有了统一的庙堂，社会上的各种对立关系逐渐简单和明晰起来，形成较为单一的“庙堂——江湖”的对立关系，侠的江湖也以一个不自由的处境在历史中艰难、坎坷地行进着。

江湖与庙堂的分裂，理论上始于《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实践上开始于汉景帝任用酷吏。

《韩非子》认为，侠客儒生之类的游士，效力于私门，不尽忠于朝廷，实际上形成对朝廷的危害。这些人平时享受优裕，战时却没有斩首夺城的功劳。而且，他们崇尚所谓“贞廉之行”，实际上是勇于私斗，违犯朝廷法令，扰乱社会治安。

他们助长复仇风气，使百姓徒逞血气之勇、官吏疲于奔命。这些懦侠之徒，不仅是于朝廷毫无用处的“不垦之地、不使之民、还同朝廷争声誉、争威望，使老百姓知游侠而不知官吏。

他们乘乱使民，以武立世，犯乱法令，纠朋结党，争权于朝廷，真是“国之大蠢”，应该得而诛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