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们的读书会正在集体点评《论语》的为政第二篇，一个偶然的感悟是，在这篇的第二章时，孔子就着重谈及了《诗经》的作用。

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为什么“诗”是无邪呢。因为诗经道出了性情之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夫子是这样说的，而古代的三王，大禹、商汤和周文王也是这样做的。欧阳子说：“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讲的也是为政不可矫情的道理。

唐太宗是我心中景仰的一代明君，但明君归明君，景仰归景仰。太宗皇帝的二件事我是不喜欢的，一是唐太宗贞观二年，一个并不太难就能找出的原因，皇帝停止了对周公的祭祀。其二，就是本文中所讲的声名烈烈，令人不解的太宗纵囚之事。

太宗六年的时侯，贞观之治的成果大概已经迅速地显出成效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大治，实现王道。于是乎，大约有点飘飘然的太宗，也许有了要将“以德化民”进行到底的理想化冲动。

当年，全国的死囚才六百多人。太宗特准其在赴死之前回家省亲，由于不加监控，绝对是法外施恩。但正如欧阳公所云，此举反是看不出德行的成分来的。因为只就视死如归而言，此乃“小人之所尤甚”，而“君子之所难也”。

结果肯定是皆大欢喜的了。死囚全部如期回来，而诏书让他们全部免死。太宗以一日之恩，仿佛就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了。

然而，这是不能成为天下常法的。为什么呢？以此为常，天下杀者皆不死，犯了滔天大罪而只须在最后一刻幡然悔悟，而朝廷呢，好象也只须是在最后法外施恩就可以德化天下！如此，天下岂不要大乱！如此，岂不成了天大的笑柄！

尧帝是仁慈的圣主，但我们恰恰不要忘了正是他创立了刑法之源的《尧典》，尧帝自己可以罚疑从去，疑罪从无，但却重用以执法之坚著称的皋陶来治理国家。

我们今天无数次提醒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止一次地说，前事之事，后世之师。但对于天大的罪恶，当时真正最有效的办法也许正是公正而平常的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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