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书院院长──陆声俊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语出《论语，子路》。孔子论道很简约。不诚恭敬之心悟道之人，大凡不得其门而入。这句论道的语言，看似浅显易懂，其正、邪比较，不过用了12个字，可他却道明了中华文化天地人道的根本所在。这是后儒没人愿意谨慎理解的。也就是说：这12个字说出了整体中华文化的认道目的。就因为这一目的是生命的自然本真，所以说它是我文化的道统本质。这要用悟性来阐明。 首先，“君子”和“小人”各指的什么？浩如烟海的释儒文化，对两者解释五花八门，我们没必要争出个谁是谁非。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很好理解，那就是君子的人品是被孔子肯定的，小人的人品是被否定的，而且必须是要通过教育来修正的。而对人品的肯定与否，只能是就人性的文化修养而言，绝不会是其他。这与钱权多少、是工人农民还是官僚精英的划分挨不著边。 那么，结合人性的现实体悟，我们可以明显区分，有两类人品总是始终存在：一是只有利欲知识、而无道德文化的一类；一是由利欲知识上升到文化、言行举止必受道德灵魂自约的一类。如果说前者跟丛林动物高级不了多少，就是孔子指称的“小人”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君子”。这应该是能够被学界接受的最正确的诠释。相信每个有心性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再说，任何经典的语言，论道或论事，如果在现实中找不出对号入座的对象，那只能是胡扯，必是语言的“拉圾”，怎么可能会是经典？因此，圣人的伟大就在他的论道、能让人明理受益，区分对象，见贤思齐。把君子和小人引入其他的非道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心术不正，那是文革的政治欺骗游戏，恐怕正是孔子指称的小人，以其志而度君子之腹罢了。 事实上，几千年来，守道德、明道义、讲诚信的人，都会自觉觉得人生只有有君子浩然之气，才会活的有人格尊严。一旦受损、生不如死。这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正人君子的文化气概。反之就是卑鄙小人。这一点，大概没人可以非议。这就是君子文化的普世教化功力。祖祖辈辈无不得益于孔子，这是任何睁眼说瞎话的人都无可否定的。 下面我们开始论“和”： “和”是什么？仓颉造字：一个“和”字从“禾”从“口”，说明有禾糊口才是自然的养命资源；说明“和”是对“生生”而论，是对天道的阴阳，即五运六气运转的本质而论。也就是说“和”是生生不息的自然原因、生存之道。 于是，这种生存之道的“和”体现在声律上，就形成“和谐”，使人很易感性认知。可它在声音发生之前，就始终已经存在，只是隐藏在道本之中而已，属于“形而上”的本真。就跟人的喜怒哀乐没发出之前一样，这种喜怒哀乐就隐藏在人性的生命本体中，凡人都能因应条件的反射而发生。所以，孔子在《中庸》中详尽的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可见，“和”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对“形上”之道认知的起点。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也能自己感觉，男女之“和”发生爱情，再从爱情到性交，于是产生子女。祖宗文化把这叫“生生”。这种“生生”西学称之为“发展”。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发展”是阴阳之和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可洋人的文化，至少是马克思却误以为“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生生”是因“相对立”的“矛盾”“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这说得过去吗？这是哲学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前，谁都不敢非议。但这也是胡温至今没有觉察到和谐理论之所以建不起来，一直推动很慢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尚没想明白该怎么把道统哲学摊到桌面同斗争哲学进行比较，自己当一次主审裁判，绝不让现代迷信愚弄，看两种文化是谁在胡说八道？以便矫正思维方式。只要做番比较，于是，就可力排众议，乾纲独断，知道治国的文化取向该怎么抉择了。整个教育的文化内容该不该推倒重建（包括與论导向）。 且和之谐事实上就是生命的旋律。因此，生命只有具备了旋律，人生才有喜怒哀乐可言。而喜怒哀乐又是通过声的发出和乐的传播来体现的。所以，只有音和乐，才能从和谐中体现大自然的音律美妙、生命节律的美妙（佛学名之曰如来观世音，“如”其自然的本“来”，“观”听“世”界的“音”讯。可见，哪一种道理，孔子不是没有给人教化，而是语境不同，后儒不能认真理解而已。而且他的伟大还在于语言的质朴没有丁点玄虚，人人都可由其质朴的教诲而通玄，全靠悟性去理解）。 因此上，我们祖宗的文化，把体现人的情感之道称之谓快乐，包括喜怒哀乐都是人的情感。大凡快乐，多以声音表现。所以，在快乐的“乐”字和音乐的“乐”字造字上，他们把它用同一个字来表示，说明其道本完全一致，只用读音将其区别而已。所谓“闻鸡起舞”，“一鼓作气”，可见“音”和“乐”对人的情感支配有多重？所以，凡人都要“慎于言，敏于行”，尤其居庙堂之高的高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乱邦。老百姓用生活的语言把它翻译后祖祖辈辈教育自己的孩子：“会说话的想话说，不会说话的抢话说”，怕的是言多必诈，误己误人。而今天的时代，近百年来以希特勒和列宁为楷模，人都“巧言令色”，专门鼓吹抢话说，社会怎不礼崩乐溃，道德沦丧？而“礼”和“乐”的坚持与否、庄重与否、庄严与否，难道不是直接关系人性善恶的正与邪、野蛮与文明吗？由此看来，从情感的快乐到和谐的音乐，“道”本实为一体，这就是我们祖宗文化悟道的高明所在，根、莖、花、果，让你一目了然。孔子后，没有几个人愿老实研究和理解。 然而，“和而不同”又是怎么论道的呢？其实生活中的道理很简单，但从“形而上”去追溯“道”本就博大精深了，甚至连庄子都误解和奚落孔子。这一点稍后再论。生活中的道理为什么说简单呢？比如说，我们看一场大型音乐会，无论是国乐演奏、还是洋乐演奏，所有参与演奏的乐手，必然操器各不相同。这就是“不同”的事实所在。两者是“道”与“器”的关系、“体”与“用”的关系。而其演奏的曲谱律本，必定完全一致。按律本曲谱演奏这就叫“和”。于是，指挥者按乐谱的律本进行指挥，操器者亦按律本的曲谱拨弦进行演奏，这就是“和而不同”，生活中人人都能感知，甚至烂熟于心，哪知这就是“和而不同”之道？ 一切和谐有序，音律必然动人心魄，才是快乐的音乐目的。从哲学的深究上去大而形象，也是生命的终极目的。而曲谱的律本就是各种乐器按其发声的“形上”之道（谁见过曲谱的律本会发声？）和谐只是顺道而行。否则，我吹笛子为什么跟你弹琴的合作？我只知道吹笛子的快乐，吹笛子的人跟我才是趣味相投，沆瀣一气、是我一党。我“党同”要“伐”你弹琴之“异”，所以这叫“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就是拿这来做比方，来讲天地人道“和谐”的大道理。 与此同理，人类社会是一个最大的音乐舞台，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求和的“道本”，即音律必然是一致的。这个道本那就是道义行为的天律曲谱，我们的文化把它悟彻的很细，包括七情六欲和五常，简称之谓天地良心。亦称道德良知（所谓人不得丧天良、不是没有内容的，只是现代教育不再教了）。这就是人类社会之“和”的“道本”曲谱所在。所以，我撰此文称孔子论“和”是对“道”本的直接阐述，难道不是吗？ 人，生在社会的舞台上，不同的是职业万千，环境各异，条件相殊，习惯不同，从而形成“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人的喜怒哀乐同出一道，在形而下的痛痒感受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有精神作用上的差异而已，这由文化教养使之然。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所在。 因此，当我们把孔子论“和”或者说论“和谐”的道理梳理清楚，这不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提出的“天籁”、“地籁”和“人籁”讨论的哲学之问吗？所谓“吹万不同”“怒者其谁”？孔子仅用“和而不同”四个字，就把“吹万不同”的“道本”解释的清清楚楚。你能不赞叹此圣人博大精深到什么程度吗？不是至圣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历代封建王朝要刻意恭维而名不符实吗？难道此道统文化完全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吗？那才巧了。 笔者可是毛时代的少年奴隶，到邓时代才被“解放”，过上人的日子。然后才可自学成北大函授的大学生。既有二十年的农民生涯，又有二十年的工人生涯，谁敢跟我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资格？可我从读孔孟原典开始，就不信这些骗人的谎言了。也没有老师教我不信，完全靠自悟。当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读马列的书比今天的高干肯定多，因为我嗜书如命，那时只有这样的书读。二十岁写文章批张春桥、姚文元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把我打成反革命。清理寃假错案，我这样的反革命优先平反，理所当然。可我接触祖宗的文化却是得益于批林批孔。那时是想方设法找原典阅读，为的是批判。可谁知一读就“中毒”，再也爬不出故纸堆。到后来慢慢悟出老祖宗的话，没有一句不真。凭心而论，倒也得益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倒行逆施。且当年就已自负的认为，自己对西洋哲学烂熟于心，了如指掌。现在想来，多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从此把两者进行比较可是事实。于是，才让批林批孔的设计者大失所望，把我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推回到祖宗的怀抱。而我在这里想提示的是：凡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执政者在设计上必须真实。任何反道的理论设想，无论你有多伪善，碰到孔圣就土崩瓦解了。这恐怕是当年毛始料不及的。他以为只有他读得懂古书，人家不肯带着困惑和问题去钻。结果把我们这些对他迷信的忠实信徒，完全推到了深悟他伪善的反面。所以他最大的失误是把书没焚干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