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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了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他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中心，是对孔子孝悌合一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使孝道进一步政治化。 《孝经》则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其思想全面完备，把孝之地位与作用推至极致，成为儒家极其重要的经典，它是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和阐发，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在以后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多是对上述孝道理论的附会，在实践中再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孝经》的主题或最大特点仍然是孝的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其主题无外乎孝为天下之大经，以孝事君及以孝治国等。 儒家孝道虽然经过了千年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它的哲学基础。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笔者在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孝经》“孝道通天”理论的哲学基础。《易经》把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它们各自呈现出自身的具体规律，这就是天道、地道和人道，即三才之道。由此出发，认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正确与否，就要看它是否与天地之道相合，即是否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4〕。人要服从于普遍规律，即人法天地，人法自然。具体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上，就是要人类效法天道，将宇宙秩序转换为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正是在《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框架下，《孝经》才力图把儒家的孝道论证为宇宙间的根本法则。孝不仅是自然界的根本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通用法则。《孝经•三才章》即主要讲孝贯通天、地、人三才，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感应章》更认为“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样，就把孝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孝不仅是人间道德的根本，而且是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则，孝道通天，作为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违反的。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有一段话：“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三才之道以生为本，断树杀兽不以其时，就违背了大自然的“仁”，破坏了天、地、人的和谐，凡是违反宇宙根本法则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孝。《易经》讲天讲地，其目的还是为了讲人，看重人在天地间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易经》还为《孝经》的孝道思想提供了人性论的证明。孝道出自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正是天道在人身上的表现。由孝道之“仁”衍变为孝道之“和”，这是孝道这一哲学思想的自然演变。北宋哲学家张载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并明确提出了“仇必和而解”的命题。他的《西铭》开篇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的理念体现的是一种宇宙大爱。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宇宙大爱精神，所以才铸造了中华民族团结统 一、追求和平的民族性格。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豁达大度和老成温厚的文化，他指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哲学基础，所以，孝文化里蕴藏着和谐文化。 自强不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这种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 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5〕他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6〕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孟子从人格修养，扩充人性中善的成份这一角度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7〕；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8〕的著名论断。《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载：“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礼记‧祭义》云：“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里拓展了“孝”的外延，人们在追求“内圣”过程中而实现“外王”的人生理想，从而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这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路径，这种追求个体心性的完善，其实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反映。可以说“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