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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从社会政治需要来说，由于唐末五代篡杀频繁，君臣父子的封建论理关系大遭破坏，极不利于社会安定发展。而理学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因而在客观上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这在理论上，无疑是一项创新性的贡献。从其理论思维内在发展逻辑来看：封建社会前期，两汉儒家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空无本体论，曾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起过相应的历史作用。但两汉儒学重视伦理实践，却疏于学术论证；玄学、佛学精于哲学思辨，却又流为寂灭空玄。理学的独到之处，是将上述两种优势结合起来，而又堵塞了其负面作用，因而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重大创新，其实质是开创了理学家的新儒学。 另外，中国现代史上曾出现过“新儒学”思潮。当时，称之为“当代新儒学”，现在看来，还是称为“现代新儒学”较为合适。因为它毕竟已经过去，而不应划为“当代”。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关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罗义俊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为着解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他们发挥着各自的学养，动心忍性，孤寂奋斗，治融中西印，统摄百家，归宗儒学，发扬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生命原，创造性地重建传统，是当代新儒家的共相或共性。所谓当代新儒家的历程，也就是创造性地重建传统的学思历程”（参见《评新儒家》，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从这段评述可知，现代新儒家主张“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这无疑也属于创新儒学的追求。尽管他们的追求，受到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而难于付诸实践，但他们主张“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还是有其合理因素的，值得今人予以借鉴。 综上所述，儒学在历史上的发展，虽曾遭遇种种障碍与曲折，但最终总能突破障碍，迂回前进。而其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于适时创新。只有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有创新，才能跨越前进中的障碍；也只有创新，才能丰富与深化儒学思想体系。因此，今天我们要推进儒学的发展，必须吸取这一历史经验，注意在创新中狠下功夫。 二、儒学创新应在实现自身变革、完成现代转换上下功夫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同时，一定的社会意识一经形成，既可以对现实的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又可以在其所依存的社会存在倒塌之后，继续保留下来，对新的社会存在产生相应影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用这一法则来看待儒学，可知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它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它曾经服务于中国古代社会，是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另方面，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儒学在脱离了它曾经依存的古代之社会存在以后，到了今天还具有可继承性，人们可以通过努力，使它与当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相适应，并服务于当今的社会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之实施变革，促其完成现代转换。这一点，正是当今儒学创新面临的大问题。只有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儒学创新才有出路。 为了推进儒学向现代转换，我们必须对儒学实行必要的变革。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留下了大量优秀道德精神，可以为今人所继承，如：“儒家先哲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革故鼎新’的改革变通精神、‘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俭朴精神，以及‘致中和’的尚中贵和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独立精神等等，都是儒家先哲创造出来的高尚道德精神”（参见黄钊《论儒家对创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十三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这些道德精神，即使到了今天，仍闪闪发光，可为今人所继承；但无庸讳言，儒学作为一种传统意识形态，难免留下封建瘢痕，不能同社会主义文明相协调。如，儒家所提倡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突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强调君、父、夫的绝对权力，这些都同今天我们所要建立与弘扬的民主精神相抵捂，因而是不可取的，必须坚决予以剃除。此外，儒家提倡的孝道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如，它提倡“父母在，不远游”，主张“子为父隐”，强调“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都属于封建糟粕，应当予以抛弃。儒学的这种“二重性”，要求我们对之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原则，促其实现自身变革，完成向现代转换。这实施现代转换的过程，是一个使儒学去粗取精、去旧更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产妇生孩子，会有一定的阵痛。但这个阵痛是暂时的，一旦完成现代转换，它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可以服务于当今的社会存在。因此，对儒学实施变革，促其完成现代转换，是儒学创新的关键所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三、儒学创新应在同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中开拓前进 当代儒学创新，有许多具体途径可供选择，其中，促进儒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是一条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途径。 在党和国家的直接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火如荼，日新月异。一是围绕和谐社会建设，而展开的和谐文化建设，正在顺利推进；二是围绕我国社会发展所展开的科学发展观建设，正在逐步深入人心；三是围绕公民道德建设所展开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正在举国上下，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建设，都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又同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保持渊源关系。我们要推进这些文化建设的发展，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大胆吸取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推进古为今用，达到鉴古促今，增进社会文明的目的。这既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为儒学创新提供了契机。儒学应当抓住这一契机，使自己紧密地同当代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并在服务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锻造自己适应现实的品性，从而积累经验，探索规律，开创新局，与时俱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