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伴随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对于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十分迫切的、十分有益的。和庄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270年）在致友人美诺寇的书信中说：“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6页）比较而言，伊壁鸠鲁主要是从感觉论的角度来“征服”死亡的恐惧；而庄子则是依据他的自然哲学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实现对死生大限的观念的突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同，旨趣却颇有相同，都是努力于消除死亡恐惧的纷扰，形成一种安宁、恬静的心境。在古代，死亡恐惧的祛除是具有精神解放意义的。我国清代学者熊伯龙说；“畏死心迫，神明说兴。”（《无何集》），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139页）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庄子对生死大限的观念上的夹破，对死的恐惧的精神上的克服。对中国固有文化史宗教因素的滋生起了有力的制作用。

第二，“游平尘垢之外”。《庄子》描述“至人”的精神境界说：“芒然仿惶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名耳目哉！”（〈大宗师〉）、〈天道》）庄子理想人格这种超脱世俗事务和规范的生活态度，蕴藏着和体现着一种安宁恬静的“定”的心境。如《庄子》中写道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乙素。义下奋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围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庄子这种。外天地，遗万物，退仁义，摈礼我”的“游平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或“定”的心理环境，就其哲学基础来说，也是在“通天下一气”（《知北游》）的自然观或“道通为一”（《齐物论》）的本体论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故《庄子》说：

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问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能滑，而说得丧祸福之所介乎！（《田子方》）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储念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德充符》）

可见，庄子的“游平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精神过程：当一个人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他个人存在也是一种无限之时，胸襟就会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丧祸福、突达贫富也就无足萦怀了，世俗的纷扰也就化成，心境的宁静。所以，庄子的这种超脱，在本质是一种经过哲学升华的自我意识的特殊表现。历史上不只压子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表明，理智、理性的思索使一个人的精神从世俗观念和事务的困扰中提高出来，超拔出来是可能的，是真实存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