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理想人格“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大宗师》）的无情无欲的精神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的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庄子认为这一心理环境的形成，在于要有安于时命、本分的生活态度.他称之为“悬解”：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养生主〉、《大宗师》）。

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田子方》）

子进而把安命守分，不为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遭际而哀乐动心，视为是极高的道德修养：

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问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前所述，在庄子思想中，“命”是一种外在必然性。庄子‘’安命”的主张，即认为对命运必然性的承诺，不为非分之务，“达命之情者，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能获得心境的安宁，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的；甚至象黑格尔所曾经称赞的那样，方代哲人沉地委诸命运的态度是“高尚而有价值的”（〈不逻辑〉，第309页）。然而在生活中，伴随“安命处顺”而 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即然困难，认为是必然性的“命运”；这样，“安命”所获得的“安宁”实际上就是对被奴役状态的麻木，应该说，这个精神过程也常有发生的。

“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并不意味着庄子认为人完全不应该有喜怒哀乐之情。《庄子》说，“真人……凄然似秋，然似秋，然似春，喜怒通四时多与物有宜而真知其极”（《大宗师》）。可见庄子实际上是主张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应该因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庄子》在一则庄子和惠施对话的记述中，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将》），二对于一切事物、事件皆能因任自然、摈除人为的那种不动心的“无状态，庄子称之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庚桑楚》）

所以，庄子的“无情”、“坐忘”本质上是一种“儿子”（婴儿）般的自然状态，它是要求复归于“大通”（自然、天然、本然），这和佛家的“无念”要求寂灭于“空”是不同的。清代学者宣颖说：“庄于无情之说，不屈寂灭之谓也。只是任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见庄子与之学不同。”（《南华经解·德充符》）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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