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最大众化的侠文化方式中，武侠小说自20世纪初兴起以来，儒侠原则也是其中的重要精神支柱。民国年间，就有人将儒家以忠义为中心的家国民族大义，贯穿于中国侠文化的传统中，提出了“民族之忠侠性”的口号。（30年代）文公直《碧血丹心·自序》说：“自髫龄以至如今所得读之书――无论其为经史子集，或说部戏曲――每觉其中多少涵有坚强雄毅之忠侠性。”在新武侠小说中，古龙虽然受到较多的外国文化的影响，儒侠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古龙在《不是集》中追述其创作历程，仍然是以孔子的“大勇”原则作为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他说：

写了十年之后，我才渐渐开始对武侠小说有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认识，因为直到那时候，我才能接触到它内涵的精神。

一种“有所必为”的男子汉精神，一种永不屈服的意志和斗志，一种百折不回的决心。

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精神。

这种精神只有让人振作向上，让人奋发图强，绝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让人看了之后想去自杀。

在这里，“有所必为”就是“自反而缩”，就是正义，这就又回到了《孟子·公孙丑上》所引述的孔子的传统。《孟子·滕文公下》还提出了“大丈夫”的气概，更是被作为儒、侠共具的品德：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新武侠小说中，金庸以他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三部曲等前中期作品，对儒侠作了大量的探索。尤其是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以郭靖这样一个平民英雄为典型，演绎着一个儒侠大丈夫的成长故事，表现着武侠人物“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社会努力和个性展现。在侠义上，包括了对国家忠、对师门敬、对朋友义、对大众爱、对爱情贞等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在行为上，正气凛然，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一个以儒侠境界而达到至高层次的“万民称颂之侠”。在武功上，阳刚雄浑，光明正大，代表着儒家理想的“勇”的境界。这些，使儒与侠在中国文化的共同进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当然，他同时也从历史的深刻性出发，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中后期作品中，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对儒侠的最后悲剧结局作了深刻的揭示。（从“三不能”引申，金庸还塑造了一个比儒家更加理想化、更加纯粹的胡斐，见《飞狐外传》后记）

不仅如此，在21世纪兴起的“大陆新武侠”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依然被作为武侠文化的一个响亮口号，《今古传奇》杂志集团于2001年创办了“武侠版”月刊（2002年改为半月刊），在试刊号的“发刊词”以及其贯穿始终的封面设计中，都明确标举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口号，作为刊物的思想核心。（后来，该刊更进一步深化了对侠的理解，那是后话，此处不多说）

固然，儒侠最终并不能真正救世救人，不能真正拯救和超脱人类的心灵，不能真正影响和推动历史进程；但它毕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曲黄钟大吕之歌，其中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精华，到今天以至将来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