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墨侠”之说

中国近代兴起过一股墨学复兴思潮，由于鼓吹游侠以张扬民气的需要，人们纷纷将墨、侠揉合起来，创立了“侠出于墨”及“墨侠一体”之说。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孔、老、墨称为“三宗”，他以图表形式将墨分为三派，并解释说：（这还是传统说法，是“中”，谭嗣同则企图将“中”与“西”结合起来，见下文）

兼爱一派：此墨学正宗也。禽滑厘等为巨子，宋鈃、尹文以禁攻寝兵为务，皆此学之感化也。战国之末，祖述之者极盛。

游侠一派：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难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

名理一派：墨子《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庄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坚白同异之论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言相应。

不仅如此，蒋智由为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作序时，也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他说：

如墨家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而以此为救天下之一道也。观于墨子，重茧救宋，其急国家之难若此，大抵其道在重于赴公义，而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盖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楷模焉。

他们都明确指出，侠之至大在于“公”，也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游侠之初起，本来并无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墨家却有明确的“主义”和政治理想。近代的崇墨尚侠思潮，就是将二者合而为一，以此达到改良的政治目的。这和章太炎们崇儒尚侠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

可惜的是，在现存的历史典籍中，已经找不到多少墨与侠相联系的实际例子。《史记·游侠列传》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又说：“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此，司马迁在“猎儒墨之遗文”的《孟子荀卿列传》中，记墨子事亦甚简略，仅仅“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早在其后”数句。说明在游侠黄金时代的西汉中叶，墨家宗派作为现实存在的实体，已经极其衰微甚至消亡，同时，人们在观念上已不认为侠、墨之间有什么源流关系，甚至认为儒、墨与“古布衣之侠”是相排斥的。而近代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却将汉代游侠全部归于墨家名下，这就实际上主要出于后人的想象，是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古人写侠，已很少说侠、墨相关。但陈子昂的侠气确与他家世的墨学色彩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