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仁学》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墨与侠的关系问题讲得更加明确。其《自序》解释“仁学”宗旨，即完全归于墨家学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学”是科学，是物质文明的基础；“仁”是社会道德文化理想，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二者都归于墨家学说。《仁学》三十一更讲到任侠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社会革命历程中：（我们现在论述侠的精神，也可以借鉴西方学说，比如罗尔斯、哈耶克等）

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侠气，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在这股崇墨尚侠潮流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以墨等同于侠，认为它是民气提升的关键，进而成为非官方的社会制约力量；第二，是以侠对立于儒，认为儒家完全不知道在君权社会，不如此就根本不能自我振拔，所以千年而下，社会愈腐败，而民智愈低下！（当然，也需要注意，近代的种种思潮，多有牵强附会之处。康有为即开其端。梁启超则把《水浒传》差不多当成了“社会主义”，当然，梁启超本人其实是不懂社会主义的。现在看当时的那一批文献，有时会有幼稚之感，而幼稚则出于当时人心态上的急于求成）

中国近代的这股改良思潮，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而这股崇墨尚侠思潮，也随即成为过眼云烟。到抗战前后，郭沫若、刘永济等人又曾一度举起侠的大旗，但那已不仅仅是限于儒或墨与侠的简单融合了，更多地是从整个传统文化着眼，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高远的历史内涵。

“墨”与“侠”的观念比较

墨在传统文化诸因素中，当然是和侠结合得最紧密的，但墨毕竟不是侠，二者也有许多甚至是根本观念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