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墨是政治学术流派，讲治国之道，有完整的社会政治系统观；侠是个体行为，讲义勇之气，仅有侠义道德观较为系统，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只占次要地位。（墨是以民间的观念来演绎主流的架构，结果是很不成熟；侠是以主流的观念来演绎民间的架构，结果犹如仙女思凡，再也回不到天上，当然，凡间的生活会让主人公热血沸腾，甚至“玩的就是心跳”）

第二，墨生活简朴，以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方式进行活动，律人律己都非常严格；侠的生活自由潇洒，倜傥豪爽，律人律己主要是道德力量，而且标准相对较为宽松模糊。（这绝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按梁启超将其作为“社会主义”，那么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墨在本质上“非攻”，战是为弱小者而战，为其“主义”而战，其武功特点是长于守御；侠的本质好斗，《韩非子·六反》所谓“行剑攻杀，暴侥之民也”，《史记·平准书》所谓“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而且，游侠不光是为不平而战，也为名誉和地位而战，荀悦《汉纪》所谓“立强于世者”，他们的武功特点，是在战斗中长于攻击。（还在打游击，而且是“流寇”，不知道建立根据地）

第四，墨与朝廷在本质上并不处于对立地位，而侠与朝廷是尖锐对立的，“江湖”与“庙堂”形成一组经典的对立范畴，侠与“盗”的结合、与“贼”（常常是起义军）的相融，更使它处于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即《韩非子·六反》所谓“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等等。（老想走中间路线，以为世间有绝对中立，结果是谁也不要他。一般都认为墨家在西汉的衰落主要是要做墨家太辛苦，其实还有墨家的立场太不坚定这一内在原因。试想一想金庸笔下的胡斐，就会发现这一问题）

尽管如此，侠与墨的关系还是源远流长的，他们不仅在先秦时代相伴而生，在墨家作为一个学派、一个团体消亡之后，墨的许多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在任侠的天地里绵绵不绝地延续了下来。（墨家与侠的交点，在于都是代表的下层社会，有相似的阶级基础）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