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4.36公伯竂愬子路于季孙①。子服景伯以告②，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竂③，吾力犹能肆诸市朝④。”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竂其如命何！”

【注释】

① 公伯竂：字子周。孔子的学生。曾作过季氏的家臣。愬：告发，控告。这里指诽谤。  ②子服景伯：名何，字伯，“服”为谥号。鲁国大夫。   ③ 夫子：这里尊称季孙氏。   ④ 肆：陈列尸体。市朝：街市。

【语译】

公伯竂在季氏处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了孔子，说：“他老先生已经被公伯竂迷惑了。以我的力量可以杀掉公伯竂还能使他陈尸街头。”孔子说：“我的道德理想将会施行，那是天命决定的；我的道德理想将会被废弃，那也是天命决定的，公伯竂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解读】

本章记载孔子对待谗毁之言的超然态度。

本章人物众多，背景复杂。孔子当时任鲁国大司寇，掌管全国司法并兼理外交事物。因鲁国当时由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掌权，鲁国公权旁落。孔子为了削弱三家势力，提出“堕三都”的改革方案，并由子路担任执行，顺利堕毁了叔孙氏的郈城，季孙氏的费城。在推行改革的关键时候，公伯寮出于私心，在季孙氏面前谗毁子路。子路当时在季氏任家臣，矛头间接指向孔子。同门谗害，公开背叛，子服景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子服景伯系孟孙氏一族，势力颇为强大，可以直接向季孙氏进言，清洗绊脚石，剪除孔门叛臣。并说：“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意思是说：“凭我的力量，我能把他干掉，陈尸于市井街头。

对于背后说谗谮，毁愬一类的坏话，有的说得婉转曲折，渐浸渐润，有润物细无声之效，有的单刀直入，直抵要害，有切肤剜骨之痛。不论软硬，孔子一向的态度是置若罔闻，听之任之，不信、不传、不理，任其谮愬。尽管孔子心态平和，但对人心浇离，世风日下，人心败坏，尤其是同门相谗之事，仍然痛心疾首，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公伯寮其如命何？”

对道行道废皆命的说法，许多人分析说是孔子襟怀大度坦荡，不计较公伯寮之谗毁，任天命之所为。孔子真的不计较吗？不是，孔子只是认为背后说的坏话，不能见诸阳光，无法质证，察之无形，索之无据，你去计较是自寻烦恼。最好的办法是沉默，不予理睬，尽人事以顺天命。与其说是孔子坦荡大度，不如说是孔子愤怒之极，无可奈何状态下的自我安慰。孔子途经宋国，宋国的司马桓想加害孔子，你能说孔子不愤怒吗？他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也是以天命解嘲：“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也是说上天支持他，世人把他没有办法。人事不能决，听天由命，再说直白一些，与其说孔子是乐天安命，不如说他是无可奈何，尽人事而不能为时的一种自我宽慰。如颜回死，孔子哭“天丧予”。又如孔子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对天发誓：“天厌之。”又如“莫我知也夫。”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也。”皆是无可奈何而呼天，可见“天”“天命”实乃孔子自我宽慰自我解脱的一剂清心良药。

另外，张尔歧在《蒿庵闲话》中有关义与命关系的阐述，饶有趣味。兹摘录如下：

人道之当然而不可违者，义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争者，命也。贫富贵贱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与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当以义知命矣。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也。故进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犹不失吾义也。小人当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争则智邀之，智力无可施而后谓之命也。君子以义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争命，故其心多怨。众人之于命，亦有安之矣，大约皆知其无可奈何而后安之者也。圣人之于命，安之矣，实不以命为准也，而以义为准。故虽力有可争，势有可图，而退然处之，曰义之所不可也。义所不可，斯曰命矣。

他认为，天命不可知，以义可知天命。天命不可安，以义可安天命。天命没有准绳，可以以义为准绳。“义”乃沟通天命与人事之津梁，也就是孔子所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没有绝对的正确（适），没有绝对的错误（莫），一切以义为标准，合道义者合天命，不合道义者不合天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孔子之于公伯寮，不予计较，也是以义知天命，以德安天命，非不能也，不为也。

综上分析：孔子既有无可奈何知其不可为而自我宽慰的一面，也有肆诸市朝知其可为而不为乐天安命的一面，“为”与“不为”均以“义”为准。

【原文】

14.37子曰：“贤者辟世①，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②。”

【注释】

①辟：同“避”，逃避，躲避。  ②七人：指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七人。

【语译】

孔子说：“（对于无道之世），贤明之人持隐居以避世的态度；其次则弃官易地而居；再其次是回避别人难看的脸色；第四等人是避开别人一些难听的话。”又说：“这样做的已经有七个人了。”

【解读】

本章谈贤者避隐的四种方式。

本章多有人认为是避隐之贤者的四个等级，如贤者、中贤者、次中贤者、甚或贤之下者。这样理解不妥，应该是贤者避隐的四种方式。方式之一是避世。如伯夷、叔齐之类，“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方式之二是避地。如齐国的陈文子，崔子弑齐君，他则离开齐国，到其他的国家去，“之一邦”，又“之一邦”。又如孔子去齐去卫，周游列国，一边是择有道之国而仕之，一边是远无道之国而避之。方式之三是避色。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避色而不愿见。方式之四是避言。“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问军阵战法，孔子说我只会俎豆一类有关礼仪之事，带兵打仗，我未曾学习，是属于避言。“明日遂行”兼及避地。贤者避隐方式有四种。话说得开一些，贤者避隐，倒过来说，避隐的是否都应是贤者呢？从人格精神境界角度看，孔子把人大体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小人”五类，这五类人，哪些具有避隐的必要或避隐的资格呢？圣人，不避隐，圣人是修养最高，地位最高，二者舍一而不能称其为圣人，圣人的职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所以不必避隐。君子，不避隐，君子以有德为主要特征，以修身为主要任务，他不需避隐也不必避隐。“士”以读书修身为主要特征，是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并不引人注目，不必避隐。“小人”是品德低下或社会地位低下的两类人，更不在避隐之列。唯其贤者，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但道德修养却极高，社会地位或社会影响高于一般的君子，属社会贤达一类。他们进退自如，进可以安百姓，兼善天下；退可以修己，独善其身。唯其贤者可进可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唯其贤者有避隐之必要，唯其贤者才采取避隐的四种方式。因此，贤者不必有四个层次，若有四个层次，上则与“圣人”相混，下又与“君子”、“士”搭界而交叉。事实上，圣人、君子、士在不需隐或不必隐之列。当然，贤人、君子、士、小人四个层次也不是一成不变，如君子而又有社会影响，便成了贤人，其他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