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少卿书》是《古文观止》中收录的太史公司马迁唯一的一篇非《史记》的文章，任少卿是太史公的好朋友任安，有的书中也管此文叫做《报任安书》。2002年，东商读了此文，对太史公的认识就有很大转变，过去的太史公是别人告诉我的，而现在的太史公是我对着太史公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的。

在我们所知道的太史公的著作中，一是《史记》，另外的一篇就是这封写给好友的书信。

在东商的印象中，韩愈的文章篇篇都是佳作，而感人最深的当属《祭十二郎文》，因为这篇韩文公情感投入最多。同样，《报任少卿书》是太史公讲述了自己惨遭李陵祸事而身受宫刑，为了写《史记》而选择忍辱苟活下来，一字一泪，荡气回肠，全文差两千九百多字。读起来竟然是浑然天成，神思虽千回百转，但最终却总能一口气读将下来。过去大评论家们都说太史公的文章“气很长”、“气极盛”，孟子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太史公的文章不但有这种“浩然之气”，而且还蕴涵着极大能量和几乎无人可出其右的功力。

太史公为了完成《史记》不得已而选择了宫刑。太史公自觉“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诚然，为了更大的使命而隐忍苟活下来，遭受的屈辱是常人难以想见的。不读此文，不知太史公的天大的悲痛，但不读此文，我们不会知道人世间能用纸笔可以形容出这样的痛苦。

太史公的远见和才华远远地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而这正是这位巨匠的悲哀。在太史公的思想中，匈奴和汉朝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他们本来就华夏民族的两个兄弟；《酷吏列传》中，国家的大治不在严刑峻法，而是靠德行和教化；而《货殖列传》里，为政者应该让经济民生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由地发展；与朝中的士大夫不同的是，太史公认为为国出征的将士，也应有起码的人道和生存权，在弹尽粮绝且已丧失作战能力时，为求得生存的而被俘投降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失节和叛变！

伯夷叔齐可以批评武王伐纣是不忠不孝，说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结果他们以采薇而死终了一生；太史公才高于世，见解超凡，为李陵辩解而触怒了汉武皇帝，结果遭遇了极刑。

李敖先生说过，太史公比汉武帝伟大得多，初闻此话东商不会理解，一部《史记》的力量怎会大过当时能左右天下人生死，改变了西汉中后期政治经济生态的汉武帝呢？

然而越是反复研读太史公的文章，东商越是认同上述的观点。

汉朝的帝陵每年要耗用国库三分之一收入，汉武帝的茂陵高大宏伟，秦汉帝陵中他的茂陵与始皇陵是最有气势和威严的。今天它们都成了中国的名片，却还未被联合国认证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而武帝的文治武功方面，可与武帝比肩的就要算上秦始皇、唐太宗和宋太祖他们了。总之，武帝的功德再多，我们可以举出与他相同相近，甚至文治武功德行还胜他一筹的圣主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