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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吴宓专门写了《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发表于192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在文章中，吴宓是本着“智慧思考”，“坚持孔子之学说”来“复申”孔子的价值及其学说的精义的。他认为，真正的尊孔，应该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二是理论。因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人尊孔的要务”，便在“自勉勉人，随时地实行孔子之教。”②在理论上，吴宓提出了求得孔教真义的基本方法：“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语之态度，思辩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②可以看出，吴宓对孔学研究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开阔高远的思路、崇高中正的目的。 那么，孔子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吴宓引证分析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认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②具体地说：①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②（这句话又见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当为学衡派的共识）这个评价是否过高，可以再讨论。②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②吴宓痛诋当时社会道德沦丧、腐化堕落，而欲把孔子作为道德理想的寄托和人格理想的体现。他说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并试图通过孔子的道德人格来改良世道人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道德救国”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吴宓对孔学的精义也有独到的阐发。他认为孔子“确认人性为二元（善恶、理欲），揭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种德行之本，而以克己复礼、行忠孝、守中庸为实行道德之方法。”②在吴宓看来，孔子认定人性是二元的：“人无纯善，亦无纯恶，生人本性，亦善亦恶，有理有欲”，而人性中向上的部分能够“常向善而从理”，劣下的部分却“趋恶而肆欲”②。这二者不断争斗，没完没了。因此，只有把道德立起来，才能使人守礼法，乐德义，卓然自别禽兽，让人性中高尚的那部分得到培养、发达，最终造就善人——这就是“仁”。我们知道，“仁”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之一，历来理解差异很大。吴宓认为“仁也者，人之所以同也。仁者诸德之本。而仁又人性之别名，人道之特征也。”②即就是说，“仁”是人之为人的共同本质，为诸德之根本，又体现了人道的特征。孔教又最重孝。对此，吴宓不是从社会而是从人性角度来阐释的，因为“人在襁褓，天真未凿”，尚未受外界习染，怀有赤子之心，这时开始设法培养，发达其仁心，就像种树要择其最易滋荣发育之处来栽培一样，因势利导，可以收事增功倍之效。“仁”与“孝”同为“本”，实是一体之两面，“仁”是面向所有人的，“孝”则主要是面向家族亲情的，在传统社会，二者相通又混融，生发又圆融诸德行。 吴宓在阐述孔子教人实行道德的方法时，首先谈到“克己复礼”，认为“克己”就是以礼制欲，就是诚（不自欺）；“复礼”就是以“一己此时之身份地位，而为其所当为”，或“随时随地”尽其应尽的义务，“而无丝毫缺憾”。换句话说：“克己者，所以取人性中本来之恶；复礼者，所以存人性中本来之善。”②对于“克己”，吴宓还有更深刻的说明：“能以理制欲者，即为能克己”，并把克己当作人生“实践凡百道德之第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