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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论“行忠恕”。他认为，“忠”就是“尽心”，“恕”就是“有容”，“忠恕者，严于责己而宽于责人之谓也”，并以现代的权利、义务观念进一步解释说：忠恕就是“视我之义务甚重，视我之权利甚轻；而视人之义务甚轻，视人之权利甚重；……对群之公德，诚莫高于忠恕矣。”他还把“忠恕”与“克己”、“修养”联系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忠’者，知人类共有之优点而欲发达之于己身，纯恃克己之力；而‘恕’者，则知人类共有之弱点而能怜悯之于他人，全凭修养之功。” 复次，论“守中庸”。吴宓认为，“中庸者，忠道也，常道也，有节制之谓也，求适当之谓也；不趋极，不务奇诡之谓也。过与不及，皆不足为中庸。”并把中庸作为立身行事的最简单、最明显、最实用、最安稳、最通达周备的规矩。然而中庸之道说起来简单，行起来不易,可谓知易而行难。正因为如此,“中庸在今世颇为人所忽视”。吴宓认为,中庸之道作为常人行事的一个理想目标，只能“随时竭诚输智，以求所谓中庸之履行也。” 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期全国大搞批林批孔时，吴宓不顾年老体衰和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当时，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一位领导找吴宓谈心，原本想启发他带头批孔，而他则在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批孔的坚定态度之后，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歪曲从学理上进行了辩驳。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话，说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复辟西周奴隶制。吴宓认为：“时下之论，并未弄清克己复礼是何意思。”⑥他旁征博引，从什么是“礼”谈起。先秦著述，谈礼甚多，含义各不相同，其实则包罗极广，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春秋之世，礼多指道德规范，例如早于孔子的管仲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克己复礼”之“礼”就是管仲“礼义廉耻”之“礼”。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战，公卿贪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王公大夫骄奢淫侈，道德败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旨在倡议人人（自王侯庶民）克制（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于道德规范。这怎么能说是孔子要复辟奴隶制度？ 吴宓认为，今天我们评人论事，要知人论世，看主流，看实际行动，并例举孔子两点遭到误解、歪曲的地方用历史事实加以辩驳。第一，孔子一生最主要的实践是教书。孔子开私人讲学之先例是反奴隶制的，他的弟子也大多是平民乃至奴隶。他毕生的行动，身体力行，是与奴隶制对着干的，怎么能抛开他的实际行动，凭空说他搞奴隶制复辟？第二，孔子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之传统道德，提倡仁义，讲求忠恕；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青年“居勿求安”，“食勿求饱”；认为弟子（青年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之余力，则以学文。”这个道德修养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其大半精神合于今日大力提倡的雷锋精神。 对于那位领导说孔子提倡忠君是反动的，吴宓说：古时所说的君，固然是具体的统治者，却也同时是社稷——国家、民族的象征。而且孔子所说的“君”不一定是奴隶制之君，倒可以举出许多证据证明是新兴地方阶级之君。更具进步意义的是《论语•学而》中孔子的一段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实是对治国之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敬事——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信——讲究诚实无欺。对臣民敦厚诚恳；讲究言而有信，说话算数，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口是心非；自不待言，绝对不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节用——节约俭省，绝不随意挥霍民脂民膏。爱人——要爱百姓。使民以时——一切驱使百姓的事情，征服徭役等等，都要照顾季节，不能有误农业生产。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十分平常，但在当时是一般人闻所未闻，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吴宓之论立足于他对孔子伟大人格、高尚道德及其学说的真义与价值的深刻理解，这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来反文化、反文明的年代是振聋发聩的。可惜这些话不但给吴宓带来了巨大灾难（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遭毒打、折磨而致伤残），而且不是公开的，更谈不上发表，未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这是吴宓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