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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 本身并不是一种既定的评判标准或静止的观念，确切地说，而是一种时间的指谓。它可以被看作静止的一个“点”，也可以视为被修饰主体的生命的时间绵延之流。当我们用这样的“现代性”眼光和意识来看待儒学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时，便会产生所谓“儒学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儒学”的问题。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看待儒学，决定着我们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和处理儒学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问题。 “儒学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儒学”这一提法，是我借鉴万俊人先生的一个提法。万俊人教授在评判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后果的时候，曾经特别谈到儒家伦理的现代性，而不是现代性的儒家伦理的问题。[6]他认为，是否关注和承认儒家伦理的现代性，而不只是把精神和思考重心放在现代性的儒家伦理上，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儒家伦理的现代性”的提法，是承认儒家伦理中具有现代性的精神因素，通过创造性的转换和诠释，可以开出适切现代社会的价值资源。而“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是以一种静态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儒家伦理，从根本上认为儒家伦理是“前现代的”，“过去式的”，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只能是“故纸堆里找有用的东西”。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现代性”谬误之中，或者说，是在运用一种“现代性”眼光来评判“传统”的过程中，本身陷入了“现代性”的教条之中。 因此，当我们习惯于用“儒学的现代性”，而不是“现代性的儒学”这样一种现代性观点来看待儒学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时，就会有一种全新的观点和开放的气度。第一，儒学不是僵死的文化遗产，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我们通过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思想轨迹即可得到证实。从孔子初创儒家学派，到孟、荀不同向度的对儒学的理论建构，再到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儒家思想谱系的多样性和理论形态的不断创新，充分说明儒学始终是一门能够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活的理论学说。第二，儒学自身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它能够不断吸收时代的思想精华来充实自身，从而保持生命力的绵延。这就是儒学的现代性——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绵延之流中理解自身，既将自身从属于整体历史，又将自身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意义的当下。正是具备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眼光，儒学才能不断在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所以，我们在看待儒学当代创新与发展问题时，放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教条主义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当我们运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儒家传统文化时，就不会拘泥于“静态的儒家传统”的眼界，而视儒家传统为一项开放的、未竟事业。儒家传统与公民社会的“现代性”之间，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存在着历史的本真联系。这种联系是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诠释使传统与现代发生融通的，也就是说，儒家传统是可以开出现代性的精神资源的。不要一提儒家传统，就定格在“陈旧、过去”，就以为它是死的东西。如果这样，实际上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当代重构儒学的必要性和意义。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充分承认和肯定谋求儒学在当代创新与发展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儒学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我认为，本质上是儒学在当代的重构问题 二、当代儒学重构的困境与限度 所谓“儒学重构”，简单地说，就是指儒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延续自身生命力而展开的理论性建构。重构不意味着彻底推翻儒学的根本义理，而是能够自觉地把儒学视为建构当代社会的一项主要思想资源。应当说，从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开始，直至目前的儒学研究者和被称为“大陆新儒家”的人物，儒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者致力的主要方向都是关于儒学的这种理论性建构问题。对儒学的重构，可以从不同方向展开。然而究竟从何角度展开，与中国社会的实践主题有关，也与建构者的思考重心和取向有关。但不管从何种角度展开这项工作，无疑首先应当对当代儒学重构所面临的困境和限度有充分的认识。否则，我们就难以真正找到当代儒学发展的出路，难免陷入形式各异的“新教条主义”。 笔者认为，造成当代儒学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实践主题的更替；二是儒学自身的政治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