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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儒学的重构往往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对儒学大规模的重构工作有多次，而每一次重构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重大时刻。如孟子从心性角度对儒学理论的建构，荀子从礼法角度对儒学的理论建构，董仲舒杂糅阴阳、名、法诸家对儒学理论的建构，宋明儒家融合佛、老二教理论对儒学理论的建构等，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或解体的某个时刻。历史的变迁导致反儒学的思想运动，反儒学的思想运动又刺激了儒家接续道统、以使儒学薪火相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余英时先生指出，历史上的反儒学运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杨、墨对儒学的挑战，第二次是汉晋之际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第三次是晚明“三教合一”运动的兴起。这三次反儒学的思想运动都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解体之时，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当时儒学的困境。当代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亦是如此，同样是在中国社会出现解体的时候。不过同以往儒学所面临的困境相比，由于历史上三次社会解体都没有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学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仍能摆脱困境，恢复活力。而“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情况可比。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7] 可见，当代儒学的困境与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有着直接关系。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如何尽快走上现代化道路以避免民族灭亡成为当时中国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传统”被视为“反现代”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就成为顺应时势之举。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儒学成为人们批判的主要对象，而不是道家、法家和其他传统思想文化？这又与儒学的政治性有关。 儒学的政治性是指“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或哲学，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8]儒学的这种性质体现了它积极入世的特征，而落实这些主张的最好方式就是诉诸于政治权力。因而儒学天然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愿望。从理论内在的政治性诉求到儒学在思想方面全面占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诸领域的事实，儒学通过政治确立了它在中华文化中的独尊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儒学成为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不遗余力批判的对象。因为在相当多的人意识里，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果。[9] 显然，导致当代儒学困境的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两点：中国要现代化，而儒学被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儒学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在于儒学义理被视为“前现代”的，而之所以儒学遭遇这么大的困境，在于儒学通过制度化支配着传统文化，在于它是在中国社会广泛实践着的“政治儒学”。要消除“前现代”文化对当下政治实践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清除儒学的影响。这几乎成为上世纪初先进中国人的通识。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关于儒学困境的种种说法，其根源无不是由于这两点或者是对这两点的进一步诠释和延伸。如美国学者艾恺将当代儒学的困境归结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国内许多学者在谈到当代儒学的困境时也多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当然，当代儒学所遭遇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现代反儒学运动的一种结果。如经过数十年“现代化”的实践和不遗余力对儒学的批判，普通民众对儒学已经“很生疏，很隔膜”。尽管有现代新儒家“为往圣继绝学”的努力，但是由于从根本上放弃了儒学的政治诉求，放弃了儒学对“人间秩序的全面安排”，袖手空谈心性，反而使儒学变得玄高难近，普通人难以理解，从而使儒家本来通俗易懂的世俗说教，变得曲高和寡，社会大众因之拒斥、冷淡儒学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在现代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与其说是在它进行理论转化时所产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不如说是它在传播时遭到现代民众的普遍冷漠。”[10] 历史不断地在前进，现代化、全球化已经是并且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中国社会的不二选择。产生于“前现代”社会的儒学不可能再获得滋长它的过去的土壤，其价值理想的制度载体也已经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全面崩溃。“一个存在了两三千年的主流文化，几十年间就在其本土灰飞烟灭了” [11]，这句话无疑在现实层面特别清楚地昭示出儒学在当代的困境：政治、教育系统中已经难觅儒学昔日的辉煌，倚靠儒学而入仕途之门嘎然关闭，很少有知识分子再把儒学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信仰儒学者也多被视为“保守主义”遭到批判。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西方哲学势力的强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以及几十年的实践与宣传，都使儒学越来越退向现实的边缘而难觅昔日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找寻儒学在当代的出路，确定当代儒学展开的方向确实需要相当的智慧和勇气。 不过，困境也意味着某种契机，只要我们充分正视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充分认识儒学在当代招致“疲顿、反感”的根源在于其过去对政治的依附性，那么，找寻到一条适切的开展儒学之路和确定合理的步骤来振兴儒学，还是大有希望的。 三、关于当代儒学重构的出路与方向 重构儒学以谋求儒学在当代的出路和发展,是包括大陆、港台及海外儒学人士的共同愿望，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重心。从现代新儒家到当今的所谓“大陆新儒家”，各代新儒家都试图通过重新建构儒学理论来提升儒学现实的生命力。坦率地说，现当代新儒家几十年重构儒学的努力，对推动儒学的发展，增加人们对儒学的认同度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其中许多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儒学和处理儒学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