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的兴盛，大抵是基于散曲形式的繁荣。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元杂剧的创作与文人的参与，是因为元代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废除科举，使文人失去了仕进的机会而怡情于杂剧的创作。其实这种说法也有其片面性，并不能反映出元代文人的整体状况，金元诗词也并没有因散曲形式的出现而沉寂，只是到了元代，散曲、杂剧才以一种新的形式生面别开。正如王国维所说，“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戏剧将历史与文学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向平民阶层呈现，成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同时也是文人将自己的思想、性灵和情感融入其中的自我表达。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纪君祥、马致远等人的戏曲创作被后人赋予那么多现实意义、反抗精神和人民性，等等，恐怕也是他们在创作之际始料未及的。

明清传奇应该说更多地渗入了文人的唯美主义追求，传奇作者的文化层次与社会地位也较之元代更为复杂。明代从未阻塞过文人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道路，传奇也照样日渐繁荣，文人的参与比元代更为广泛。

除了戏曲文学之外，在音律和声腔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介入，尤其是十六世纪以来昆腔的形成，使得传奇在戏曲舞台上有了更为完美的表现。应该说，明中叶以来的戏曲即有雅与俗之分，并不是到乾隆时期花部兴起和雅部衰落才出现的这种分野。杂剧和传奇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历史故事和市民生活的，唐宋以来的历史小说和话本成了戏曲创作的重要源泉，这一类戏曲为更多的市民阶层所接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台教化”。老百姓将戏曲故事看成是生活和历史的再现。清代焦循在《花部农谭》中就记述了当时一般百姓观剧后能对剧情热烈讨论，十天半月还议论不休的情景，而他们在评判身边事情的时候，往往也引用戏中的人物和事例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