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戏曲则是文人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自我表达，细腻的打磨，精心的建构，使一部戏曲创作成为深邃典雅的艺术精品，再加上昆腔韵律和节奏，成为更加文人化的作品。尽管如此，这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审美标准也有其相通之处。昆曲的三大传奇——汤显祖的《牡丹亭》、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乾隆中叶以前，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戏曲家喻户晓，在市井闾巷中传唱不衰，也正是这种相通的体现。中国文人与戏曲有着极深的渊源，明代中叶以后，官僚士大夫之家多蓄养戏班，顾曲、度曲乃至进行传奇创作和晓习音律已成为士大夫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不是专业的戏曲作家，也会有几部传奇作品传世。如明末清初的阮大铖、吴伟业，其作品《春灯谜》、《燕子笺》、 《秣陵春》也都成为传世之作。清代文学家李调元更是戏曲爱好者，不但著有《曲话》、《剧话》，还自置小梨园一部，自己教习，每逢出游或宴客，必以小梨园演出为乐。李调元是四川人，他将昆腔带入川中，与川音结合，形成了今天的川昆。同治时期的两江总督吴棠也精通音律，尤擅昆曲，除了创建舒颐班，享誉大江南北之外，更是时常与幕友吹笛度曲。像这样的文人士大夫钟情于戏曲的例子，在清末民初是极为普遍的，这里还不包括像李渔这样专门从事戏曲创作与研究的专家。

雅部正声的消歇与花部乱弹的兴起并没有使文人对戏曲的钟情热度降低，嘉道以后逐渐形成、同光时期日臻鼎盛的京戏，虽然在戏曲文学上远远逊于昆曲，但在声腔与流派上却又成为文人喜爱戏曲的另一审美标准。

从戏曲的三个元素来说，京戏所欠缺的，正是它的戏曲文学部分，只是剩下舞台表演和声腔艺术。旧时有相当一部分京剧没有完善的文学脚本，只有总讲和锣经，教习方式是口传心授，使京剧的文学性相比传奇大打折扣。对于同光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舞台上演的京剧，欣赏者更多地着眼于声腔艺术和流派的表现，很少有人从剧情和戏文方面进行赏析。

清代伊始，曾明确规定禁止士人与梨园界往来，清中叶以前甚至禁止旗人去戏院观剧，但明代以来形成的官宦人家蓄养戏班和热衷戏曲之风，在有清一代却从未减弱。嘉道以后这样的政令形同虚设，从王宫贵胄到士林官场，文人沉湎于粉墨筝琶几乎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文人的参与已经不仅满足于戏园观剧，而且深入到修辞打本、清歌度曲、临场玩票、集评撰著等各个方面，以文人的功底和修养，很快能达到专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