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云：“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庄子的人生哲学，不是一种救世学说，而是一种救人的、寻求个人解脱的学说。因为在庄周看来，“事之变、命之行”自有甚客观必然性，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庄周不信上帝，不信鬼神，也不寄希望于明主圣王，在他的哲学词典里，是没有“英雄创造历史”这一条目的，他唯一崇拜的就是哲人（圣人、神人、至人）。哲人，晚周时代名之曰“士”，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手里拿着通向真理殿堂的钥匙，然而它不能决定社会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庄周看得很清楚，他不仅看清了自己的时代，而且也看清了身后几千年的时代。从韩非、嵇康、王安石、李贽，一直到近代的“戊戌六君子”和张志新，都是庄周预言中的“富人”，所以，庄周末曾赋予“圣人”、“至人”以重大的历史使命，所谓“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庄周的奢望，仅限于从天刑中解脱出来，他对社会的看法是悲观的，甚至是敌视的。有人说庄子的历史观反映了没落、颓废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大约就因为他对现实的悲观、敌视和否定。其实，对现实的否定，可以是对过去的眷恋，也可以是向着未来的。庄子认为，自有亲疏、贵贱、富贫、突达的差别以来，人性就被扭曲了，所以他眷恋上古时代，眼睛则望着“至仁”、“至贵”、“至富”、“至愿”的未来。无论对奴隶主的统治，还是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他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如果说他的思想不自觉地打上了阶级的印记，那么它也只能是土阶层的印记。

庄子的出身，今已不可考。他的身份，属于没有封地，没有车马，从事私人讲学的“土”。不过，这种土不同于《管子》说的“土农工商”之土，《管子》说的“土”指武士。《礼记·曲礼》载：“问土之富，以车数对”。可见武士也是富有阶级。而象庄子这样的“士”，则是道地的知识分子，是以知识为唯一的固定资本的，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春秋战国时代，专门从事精神建筑的土阶层，已经彻底从统治层分离出来，丧失了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这种分离使得土阶层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但也把它投进了心物二元分裂的深渊。士阶层有独立的品格，却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以致于它不得不依附于物质贵族求生存。战国时期“四公子”门下的宾客，齐稷下学宫的先生，秦吕不韦门下的宾客，以及汉初淮南王刘安门下的方土，都具们依附的性质。但是也有象庄子这种游戏人生的士，他们俨然以精神上的百万富翁自居，不愿与权贵为伍，但是实际上多是隐居草野的穷秀才。他们自视极高，却又不能象君主那样一言定天下，所以又不免有一种失落感。庄子对社会的态度，便是既轻蔑又失望，他的人生哲学所反映的，正是丧失了物质领地而拥有文化的士君子的心态。他的人生哲学的终的，也正是士阶层在乱世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求生存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