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为人巨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庄子不反对“爱亲”、“事君”,但认为应该顺情行事,不受个人喜怒哀乐驱使。从俗是“顺物”的社会表现,正象“顺物”是不得已的一样,从俗也是不得已的事。象惠施那样为人臣子,便只好从俗,顺从君臣之义。如果你不愿这么掉价,那就只有“喻牛辞相”,去做一个普通百姓。但无论你从俗还是避世,在周都劝你不要有所作为,“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在乱世中能求全生,尽天年,已经可以满足。如果你梦想拯救社会,则外受人间刑戮,内受“遁天之刑”,永远得不到天帝的“悬解”。
但是所谓“俗”,本身就包含着进化。泰氏有泰氏之俗,有虞氏有有虞氏之俗,《应帝王》云:“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又《德克符》云:“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砍,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用人!”仁、义、知、胶、德(得)、商,这些都“俗”,把这些“俗”-一剥去,剩下的便是"天鬻",可那只不过是上古社会的“俗”。齐古今的庄周自己不免厚古薄今,违悖了他不遗是非的宗旨。倒是他的血肉之躯,不得不与物俱化,在晚周俗世中做一个从俗的俗人。他也未尝不想脱俗,但真要脱俗,须先超越自我。《应帝王》引老子的话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又曰:“顺物自然而无害私焉,而天下治矣。”这说的是帝王,也说的是圣人,也说的是他自己,个人最高意义上的解脱,离不开“使物自喜”、“无容私”的社会环境,个人这样去做了,影响的只是自家一人,别人偏偏要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用他的“自喜”来剥夺你的“自喜”,你又何逍遥之有?所以你超越了自己也难以求生,只有帝王(统治集团)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尽管帝王功盖天下,但这只是顺从了民意(不是他自认为自己顺从了或代表了民意,而是人民认为他顺从了民意),则天下焉有不治。
从庄子的避世、从俗到明正之治,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政治学说的深刻矛盾,避世是因为庄子个人的遭际所使然,他自己未尝过得如鱼那般“从容自得”。从俗是现实所使然,子亲之星,君臣之义直到现在也没打破,庄子当然也打不破;明王之治是理想所使然,这个理想直到现在也没实现,庄周当然也无法实现。他相信避世是快乐的,又承认从俗是不得已的,而心里却怀着对人人平等的上古社会的眷恋和对“无害私”、“使物自喜”的未来社会的横憬。我们不知道庄周怎样去添补避世与从俗,从俗与明正之治之间的裂谷,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位齐物的哲人为什么要避世,为什么要从俗,又为什么向往着明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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