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云：“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历史的兴衰荣辱不决定于“圣人”（知识分子）的存在，圣人可以应运而成，如果生不逢时，不幸遇上“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人间世》）的乱世，就只能求生存。生，宣颖《南华经解》谓“全其生也”。“成”与“生”，这是在周处世哲学的两个方面，他没有给“天下有道”生界说，但他对“天下无道”恐怕是有切身体会的。庄周早年居宋，生活一直不十分得意，宋国有人见来王，锡车十乘，旋即以十乘骄庄子。庄子告诉他说：“今来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家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来王而寐，子为肇粉矣。”（《列御寇》）宋国已经不可救药，于是庄周便去见他的好朋友惠施和招贤纳士的梁惠王。此行的目的据庄周自己说：“非梧桐不止，非统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秋水》）大约无心窥视惠施的相位，但有心去干一番事业也说不定，结果庄周几乎得罪了朋友，梁惠王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山木》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逢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土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徽也失！’”以庄子这么大的脾气，别说梁惠王不容他，恐怕历代帝王都难容他。可见，豺狼当道是一方面，庄子傲睨权贵，悻直有余而游刃不足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便决定了他"非遭时"，于是，只好去濮水作起避世君子来。

庄子的进世思想，同他寻求个人解脱的人生哲学是相一致的，这与后世的沽名钓誉之徒不同。庄子的确感到对政治心灰意冷，也的确厌恶官场上的众生相。士阶层混迹官场，说到底只是物质权贵的摆设，遇到开明的统治者，尚可"以干世主"，齐稷下先生，吕不韦门下的宾客，混碗饭吃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果遇到自以为是大英雄的君主，就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道家盛于汉初、南朝，这都是统治者自己求生存的时代，对知识分子也格外宽容，在大盛大衰的时代，象在子这样的哲人，大约也只有作避世君子了。庄子隐钓濮水后，惠施也见逐于张仪，跑到楚国，楚王不愿收留他，这和当年的惠施为梁相初访楚国的礼遇判若水火。惠施与庄周的"濠上之辨"，即发生在这个时候。庄周取譬倏鱼，说人生的快乐不在名利，而在自由，惠施则认为快乐应该有客观的评定标准，你庄周只是自乐其乐，谁知你真快乐还是假快乐，个人的快乐应该寄存在于社会同乐之中。从这一点说，惠施强调功利标准不必全错，但快乐不在名利，庄周说的也不错。《列御寇》载：“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日：‘子见夫牺牛乎？在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为统治者做“牺牛”，这就不如作隐士了。庄周作隐士是不是快乐，我们不知道，庄子自己也没说，但是那样一种隐士的“从容自得”，对于知识分子也许是合适的，全社会却不能去作隐士。

所以，庄子的人生哲学大有益于个人的修养，然其徒有“内圣”，而无“外王”，是救不了人间世的。其实，隐士也不可能与社会完全隔绝，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没有所谓“世外桃源”，庄子也不可能离开社会，谈纯粹的个人解脱。庄子避世，是避官场，不是避人。《山木》载庄子曰：“且香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可见，庄子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味。又《人间世》云：“法言回：‘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难也。’迁令劝成殆事”。“无迁令”实际上也是一种“从俗”。《老子》第八十一章云：“乐其俗，安其居。”道家圣人不过身在世俗，游心天地罢了。所谓与山林为伍，与鸟兽同群，那只是孔夫子骂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