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辽阔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先人遗留的文物古迹，又有多少历史遗存将要世代传承。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文物普查足迹遍布神州，其间有多少艰辛，又有哪些意外发现？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如今，这两座建筑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已经被列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登记对象，有可能成为新的文物保护单位。这次旨在“摸清文物家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上、地下和水下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登记并建立档案。

尽管“文物普查”是一个现代名词，但调查、核实、登记文物古迹，在我国却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有“盛世修志”一说，志书全面记载了一个地区的自然、经济、人文、风俗等情况，名胜古迹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资料为后人了解该地区的历史风貌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官府都要对各地名胜进行调查登记， 唐朝的《元和郡县志》、《括地志》，清朝的《目下旧闻考》等地方志都曾经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文物古迹。

到了近现代时期，一些社会团体也参与到文物普查工作中，其中以中国营造学社的成果最为卓著。

中国营造学社，是热心文物保护的前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先生，于1929年在北京创办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其宗旨是以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整理和研究。中国营造学社的组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在1932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短短5年时间里，梁思成踏访了中国华北、东南、西南等15个省、137多个县市，对1800多处汉、唐以来的建筑进行了细致地记录和研究，这使得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准确地开出一份文化遗产保护清单。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介绍：中国营造学社，它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察，而且把古建筑的价值给它用科学方法解释出来的，历史文献与现存事物的结合，这样就很准确了，营造学社在从1929年，开始就对中国的这个大陆的古建筑进行科学的调查，实际上也是普查，就是因为他是人少，一个学术团体，不是发动每一个地方来进行普查，这个普查也是很重要。

1949年6月，为了避免在战争中破坏文物，受人民解放军委托，梁思成根据营造学社对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情况，编撰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一书，以备南下大军被迫攻城或接管地方时保护文物使用。这本简目条理分明，简明扼要，共登录全国范围的古建筑465处，并加注了文物建筑的详细所在地、文物的性质、种类、修建年代以及价值等。它还最早提出了文物保护“分类分级”的原则。

全国解放后，在恢复生产和发展建设的同时，国家强调要对文物进行保护。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力有限，文物保护和生产建设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故宫，作为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群，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呵护，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远不只是对个别古建筑的修缮。其它文物需不需要保护？该怎样保护？1953年，在文物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就北京的某些文物该不该保护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表态说：“要把北京有价值的文物进行彻底调查，调查清楚再来讨论保护的问题。

不只是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的城乡建设中，如何保护现存文物都是一个突出问题。要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文物进行彻底保护，困难重重，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文物的具体情况，文物普查势在必行。1956年4月，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面详细介绍了文物普查的意义、范围、内容、组织和方法，为了顺利开展普查，文物局专门在河南进行了试点。

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介绍：第一次文物普查是在1956年，那是因为，那个背景就是全国合作化高潮，基本建设是解决线跟点的问题，而这个时候需要解决面的问题，因为全面开放，所以就是在这个文件提出两项最基础的工作，一个是文物普查，一个是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通知，各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了文物建筑普查方案，迅速在辖区内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很快，各地的调查报告和保护意见都上报给国家文物局，以此为依据， 1961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名单的有天安门、长城、莫高窟、布达拉宫等文物单位。

然而，在国务院开会讨论这个条例时，代替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仅有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似乎太少了。

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急忙向陈毅解释说，这只是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还将分批陆续公布。这时，陈毅才表示同意，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顺利通过。

文革期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除西藏一座寺庙被破坏外，大部分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使政府增强了继续执行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