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50年代，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北海的团城之上。团城是一座砖砌的城垛式建筑，最早始建于800多年前的辽代，由于建筑精美，园林雅致，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典范。

能陪伴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建筑一起办公，让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感到无比的幸福，但同时这也让一种危机感时刻伴随着他们。因为此时的团城已经相当破败，而全国的古建筑和团城也有着相同的命运，近百年来的动荡和战乱，让几乎所有的古建筑都处于一种年久失修，疏于保护的状态。

古建专家罗哲文：这些古建筑，一个是自然的破坏，一个是人为的破坏。如果保护得好，不是太大的事故，一般来说还是有意保存时间比较长，1000多年的还有。但是如果不经常的保养、维修，那就很快就要坏，因为屋顶一漏雨，不补，那梁架几年就坏了，所以这都要经常的维修、保养。这个我们建国前近百年的确是逐渐衰败，没有力量来保护。

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经的紫禁城，它的状况也丝毫不容乐观。像故宫一样，许多今天被我们视为国宝的中国古代建筑，当时都已经处在了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

罗哲文介绍：故宫1950年我就经常去看，那就是垃圾成山，破破烂烂的，也是从清朝到民国，都没有很好的修它。很多很多的古建筑，可能是80%都是处于必须要紧急抢修的，

对于国家文物局来说，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必须马上制定计划开始系统维修。但要实施这些计划，面临着诸多困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基础还很薄弱，同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国家各个领域都需要资金。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依然批示了用于古建保护和考古发掘的专项资金，这笔经费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保护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来说，仅仅解决经费还远远不够，因为有些问题，比经费缺乏还要急迫，而且，许多问题在短时间内似乎很难得到解决。

罗哲文：旧中国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就开了一个叫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然而，设立考古人员训练班的提议，却遭到了许多考古学家的反对。理由是，许多专家认为，考古是一门极为严谨的学科，采用训练班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考古人才。而此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他从全国各地听到和看到的现实是，随着各地基本建设的展开，无意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清理和保护，这让他万分焦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一批具备基本田野考古知识、掌握文物政策法令、能够对出土文物进行及时保护的“干部”，而不是培养考古“学者”。最后，大家终于达成共识，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们，不但同意了这个方案，而且决定全力配合。

虽然被叫做训练班，但却集中了中国几乎所有最顶尖的文博学者和考古专家，郭沫若、梁思成、夏鼐、马衡、徐邦达、启功等专家都是当时的任课老师，用名师如林来形容培训班的师资力量，丝毫都不夸张。

罗哲文： 当时周总理提来，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帝国主义给我们破坏的东西，我们要把他修复起来，这是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有力量，这也是个爱国主义。

虽然当时的训练班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培养出的这批年轻文物工作者，却担负起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物保护重担，在随后的工作实践中，他们又不断充实自己。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了中国文物界响当当的专家学者。

罗哲文：所以他们现在叫“黄埔”， 叫“黄埔”一期二期它到了四期，考古的到了四期，因为后来就没办了。所以这个时期的这个培训出来的这个专业人才，对中国的文物考古起了很大的作用。

面对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建设形势，国家文物局提出了“既有利于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两重两利的文保方针，力求让两者得到协调发展。当时很多文物保护工程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尤以“永乐宫搬迁”特点最为鲜明，直到今天依旧会被反复提及。“永乐宫搬迁”可以说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文物工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保护文物的典型事例，是文物保护史上的壮举。

永乐宫所处的山西省永济县，是道教八仙之一吕洞宾的故乡。在元代，道教全真派兴盛一时，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被元朝皇帝任命掌管天下道教。以吕洞宾道统传人自居的全真派，开始在吕洞宾的故乡山西永济大兴土木。永乐宫便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上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永乐宫的独特价值。今天，古建专家柴泽俊依旧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看到永乐宫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