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办公室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的人是曾任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冶秋，信是他在下放劳动前写给中央的，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本想有一个5到10人的文物保护的小组，就可以把目前处于无人管的文博事业抓起来，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抢救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及图书、碑帖等。我则还可以做一点出主意工作，也算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看完信后立即批示：“王冶秋同志信中说，本月16日已经走了，如未走，可以见他，并留他下来。”

当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冶秋的住所，北京黄化门街39号时，王冶秋已经随文化部职工下放到湖北咸宁参加劳动，同时下放的还有故宫博物院、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等单位的干部职工。

王冶秋没有想到，离开北京前写给中央的这封信，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几天后，王冶秋接到紧急通知，让他搭乘飞机，由文化部留守处派专人接回北京。由于来去过于匆忙，他的大部分行李还没来得及打开。

回到北京的王冶秋焦急地等待着来自中央的工作安排，然而，奇怪的是，4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

一天，有位特殊的客人来到黄化门街39号，敲响了王冶秋的家门，他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侯英。

王冶秋长子王路：侯英同志到我们家跟我父亲说，五一节的晚上，天安门有一个庆祝活动，让我爸爸参加，还跟我父亲说，在主席出来之前周恩来总是可以跟我父亲说几分钟的话，当天我父亲准备那一下就去了。

1971年五一节那天，王冶秋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传达了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部署：中央即将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统领博物馆、图书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而王冶秋正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出席五一庆祝活动的人员名单，当时，这个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的名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许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保护。

在密密麻麻的人员名单里，王冶秋的名字位列其中。

1970年5月，图博口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王冶秋出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与原来的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不同，图博口归国务院办公室直接领导。

图博口当时的一个最重要工作就是筹备重新开放故宫。故宫博物院是1966年8月被紧急关闭的。当时，国务院得知故宫面临遭到破坏的危险，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关闭故宫，停止开放，并派兵进驻，实施军事管制和保护。然而，在故宫关闭期间，国外却有谣言称故宫已经被冲击，而且文物遭到严重破坏。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重新开放故宫，用事实消除谣言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此时的故宫博物院除了留守的70名职工外，绝大部分专家都在咸宁劳动，王冶秋决定利用故宫开放这一机会，逐步恢复中国文博系统的正常工作。

1971年，文化部的干部下放咸宁的第三个年头。有一天，原故宫博物院的7名干部被点名去开会。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那时候正好干校有一个传言，就是要干校有一批人要插队，就是到这个到公社当农民，当时说，要插队去了，要当农民去了，一去一听，说国务院指示，就是故宫要开放，酌定你们七个人回去筹备，我们一听，这回去，好像晴天霹雳，想都没想回去的事儿。明天走，走以后呢，任何人不能说，你们回故宫，包括我们本单位都不能说。

故宫博物院部分人员奉调回京的消息，成为极具传播力的新闻迅速传遍了咸宁。此后的一两年间，王冶秋冲破阻力，通过不同的途径不断地将文物专家召回北京。

1971年5月，下放咸宁的第一批故宫专家回到北京。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坐大卡车到那北门一进来，下了车卸了东西当时就宣布，说你们明天早起就上班，那没有休息，上班。

阔别了两三年，故宫博物院显得容颜凋敝。

耿宝昌介绍：开开门，那里面的草一人多高，你想一年两年没有清除过，所以杂草丛生，就清除这个草。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必要的维修，说工程队回来一部分人，就是有些这些建筑，有的损坏了的话，有的就是下雨打雷，掉瓦这些情况，要修一下，这样的话呢，它就保证开放。

位于故宫西北的慈宁宫，曾经是慈禧太后的居所。1971年开始，往日寂寥幽静的慈宁宫成为故宫最喧嚣的地方，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陆续汇聚到这里，为即将开始的全国出土文物展览作筹备。

1971年6月27日上午8点，王冶秋陪同郭沫若来到故宫漱芳斋，一起来的还有13位著名的历史研究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北师大的白寿彝、 北京大学的许大龄、历史研究说的林甘泉、考古所的夏鼐、近代说的这个刘大年。这些大专家，包括我们这些参加写作的一批年轻人，共13个人吧，就在漱芳斋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