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昌：就我一个人，也没有翻译。就有英国大使馆一个文化参赞，叫白瑞斯，他会中文，机上就我们俩人，加上前头那个机长，一架飞机。 那位先生说耿先生你会法文吗，我说我不会，那咱们讲法文吧，一路上就讲法文，什么先生啦，就是眼前的，我上厕所啊，我回旅馆啊。就这些话。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的体验让耿宝昌感到新奇。而险情已经悄悄降临到这架满载着数百件国宝的飞机。

耿宝昌：我这架飞机是英国来的，但是这些东西要运巴黎。

当这架英国飞机进入某个与英国关系紧张的国家上空时，当地机场要求飞机立即迫降。机舱内的气氛紧张起来，一旦飞机迫降，这些背负着国家荣誉和外交使命的国宝文物命运如何，难以想象。

耿宝昌：让他落地，他说落落，机长也滑稽，他落到最低点了，就快从这将面就快过去了。他说一定要下来，这个机长上这上面有重要的人口，不能一落，就这么一蒙就蒙过去的。

刚刚绕过的险情，再一次提醒耿宝昌身上的担子有多沉重。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他能否将这批国宝安然地送达，这让耿宝昌感觉难以掌控。

然而不久，危险的征兆再次袭来。

当飞机经停阿拉酉的迪拜机场加油时，已经是深夜。

耿宝昌：一落的时候，一瞅这飞机周围就站着好多军人。他周围的飞机，都荷枪实弹就这么围着。

1970年前后是国际劫机事件频发的时期，抵制暴力劫机、捍卫安全成为当时航空业的重大挑战和任务。耿宝昌来迪拜前听传言说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他的警惕性顿时提升了高度。

由于一路劳顿，同机去法国的英国参赞劝耿宝昌一起下飞机吃点东西，放松一下。

耿宝昌：我说我不下去。我心说我一下去，你飞机一下子跑了，这是你的命啊。

耿宝昌坚持不下飞机，寸步不离押运的文物。直到1个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

耿宝昌介绍：那在这个走之前，局长还说，说人在物在，这些东西有，你就像战士一样，手长拿着这个武器。

1973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法国巴黎珀蒂宫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品包括铜奔马、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385件文物珍品。展览历时四个月，观众36万多人次，中国文物走出国门，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辗转世界各国，所到之处，无不给当地人民带去了强烈的、来自中国的文化震撼。

1974年底，中国参展文物运抵美国华盛顿，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按照展览次序，美国是这次全球巡展的第十一个国家。

耿宝昌：整个戒严，街上戒严，上头是飞机，下头是马队，前头是开路的车，后头是电台，那简直把那个总统的队伍还要威风。

那街上，我在车上坐着的时候，街上那街道，那人都得朝着街道那边看，都不能朝着这路上看这过的什么人，过的什么车。

中国文物在华盛顿成功地展出了三个月后，中方文物工作组赶往在美国展出的第二个城市堪萨斯，进行筹备布展，想不到在那里却碰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1975年初，“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即将在这里开幕。那天，耿宝昌和同事们在馆内考察布展情况，却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一件国宝《文昭皇后礼佛图》。

《礼佛图》是中国龙门石窟艺术价值最高的石雕作品之一，分为《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两部分。上世纪三十年代，《礼佛图》被人从石壁上凿下，盗卖至海外。最终《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被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则被收藏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引以为傲的中国文物，被展放在馆内的显眼之处。

见此情形，前来筹备布展的中方代表立即向博物馆提出严正交涉。

耿宝昌：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文物展览，在你这馆里展出，但是不能跟你这个同时并列，你得在那儿展的跟我们这是来源不一样，是你这行为不一样，我们这来是友好的，你那不是友好的，说你来得想法处理。

中方要求博物馆立刻撤掉《文昭皇后礼佛图》，否则中国的文物不予开箱布展。博物馆的馆长希克曼在美国文博界被视为泰斗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中方的要求让他感到十分棘手。

纳尔逊博物馆其实很清楚，来自东方中国的灿烂国宝将给他们带来怎样可观的门票收益和殊荣，他们频繁地往返于华盛顿与堪萨斯之间，与中方代表反复谈判。

中方代表一再表示，在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上，他们的立场不会改变。堪萨斯博物馆最终作出妥协，将《文昭皇后礼佛图》用木板全部遮盖起来。

从1973年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先后在16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参观总人数达到657.5万人次。中国文明的无穷魅力，通过文物展览的方式向世界集中绽放。文化的巨大沟通力打破了壁垒，让世界通过文物的窗口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筹备和进行出国展览期间，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1971年，中美通过乒乓球队互访的方式冲破了长达22年的外交坚冰，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新中国首次大规模的文物外交活动，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予的一项艰巨任务，广大的文博工作者不辱使命，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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