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请13位专家每人领一份全新的故宫博物院《简介》草案，要他们补充修改，限时一个半小时，上午11点钟准时交稿。郭沫若风趣地称：这是一次“殿试”。

这份面呈周恩来总理的关于审查《故宫简介》的报告，就是那次“殿试”之后形成的。

报告肯定了新起草的《故宫简介》，只是对个别的字句有所修改，比如把“故宫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句，换成了“故宫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故宫博物院”的牌匾，原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题写。文革初期，故宫牌匾被人用报纸糊上，上书“血泪宫”，经过几年风吹日晒，牌匾上还留有报纸的痕迹，显得破旧不堪。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在这个会议上，王冶秋就说郭老，你得给写一个故宫博物院牌匾，我们那个老牌匾。郭老说那可以，郭老就在漱芳斋这个会上，讨论完故宫简介他回去修改，答应写故宫博物院开篇，他说我回去写。

几天后，郭沫若将写好的条幅手稿送到故宫，工人就地取材，把旧匾额翻过来，将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镌刻在上面。

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在关闭了5年之后，再次敞开了大门。

徐启宪介绍：第一天人还不是很多，第二天故宫开放，一天四五万人，8月1号那天8万人，那个卖票一天玻璃都给挤烂了，那个时候7、8万人参观那是不得了，都抱着一种惊奇的心情。

几乎与故宫开放同步，设在慈宁宫的全国出土文物展览也拉开了帷幕，展品来自全国十个省、市、自治区。

《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介绍了这些闪耀着中国古代文明之光的出土珍宝。

耿宝昌：就从西北来说，新疆丝绸之路上的瓷器也好， 汉唐的丝织品，还有像唐代的泥人、泥塑， 甘肃出了一组甬，其中有一个叫马踏飞燕，那么这是过去没有过， 就是陕西的唐三彩，这个河南的唐宋瓷器。还有湖南的那个 ，山东的龙山文化，还有东北的这些红山文化，还有河北的玉衣没有谁也没见过，这都是很新鲜的。

在1968年考古发现金缕玉衣，1969年发现铜奔马之后，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开始发掘，一具保存了两千年的古尸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孙武与孙膑是否为同一个人”的千年悬案告破，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雀跃。

一场前所未有的地下文物大发现，出现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为了向世界介绍新中国文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通过文物外交的方式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魅力。1971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

王冶秋在他代为起草的这份文件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研究我国民族的历史，各地应当根据实际的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考古专业人员，凡无重大政治问题的，一般应予使用，并要注意培养年轻的专业人员”。

从1971年秋冬开始，图博口下放劳动的人员陆续返京，各地方的文物职工也开始回到工作岗位，复苏的中国文博事业重新焕发了活力。

1971年7月9日，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悄悄飞往北京，机舱内坐着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代号为“波罗行动”一号，取马可波罗东方之行的意思。

一周以后，尼克松通过电视转播向全世界发布了他将要访华的消息。

这段珍贵的胶片部分地记录了基辛格的北京之行。

基辛格在北京共停留了48个小时，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17个小时的会谈。

时任图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冶秋参加了接待工作，负责将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五号楼，用中国传统器物与绘画进行室内布置。

这次秘密访问，基辛格来去匆匆，在紧张的行程中，他抽时间秘密参观了故宫，这是他此行惟一特别安排的外出活动。

耿宝昌：有一天，王局长就告诉我说，明天有这个外国专家局的，外国专家来参观，让这现场的这工作人员，就让大伙儿都去逛长城去了。

故宫博物研究员徐启宪：故宫的人，除了军宣队的军代表代表陪同以外，都是当时外交部陪同的。人非常少。

基辛格沿着事先安排好的路线边走边看，故宫建筑的辉煌，中国古代珍宝的精美，令这个美国人赞叹不已，他兴致勃勃，不断地询问感兴趣的文物。

那天的故宫显得格外幽静和宽敞。按照美方的要求，故宫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部分景点，在参观沿线上只安排了几名保卫人员。

参观现场有一名中方的摄影记者，任务是给基辛格此行拍照留念，拍了几张以后，基辛格幽默地对他说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好，否则白宫知道后，以为我在这里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笑声。

7个多月后的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举世瞩目的这次重大外交行动中，尼克松的行程里同样安排了参观故宫。

在国务院发出《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之后，除了慈宁宫参展的部分文物，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精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

在故宫西北角的武英殿，图博口的文物专家们将送来的文物一一筛选。这些文物将代表中国进行一次空前隆重的全球巡礼，专家们的选择极其严谨和慎重，以保证每一件展品都有足够的代表性。经过反复甄选，在所有选送的3000件文物中，筛选掉了近九成，最终只有380多件套国宝珍品被列入出国展览的名单。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出国展览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1973年4月13日，耿宝昌押运70箱中国文物离开北京飞往法国巴黎，巴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的第一站。

耿宝昌：所有的人我也没想到，轮到我身上，让我出国，第一个，简直不堪想，不敢想。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新中国文物最大规模的这次跨国运输，飞机上竟然只有3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