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铜器研究专家，华觉明十分清楚，为如此大型的古代青铜乐器进行复制，历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之大，可能超乎想象。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觉明：因为这个钟，涉及到许多学科，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力学、冶金学、铸造学。所以我当时跟谭先生说，必须要搞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样才能攻破这些难关。

1979年，由谭维四任组长，华觉明等任副组长，曾侯乙墓编钟复制研究组正式成立，湖北省博物馆邀请中科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广东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等诸多单位，开始对曾侯乙墓编钟的复制展开联合攻关。

这件古老乐器留给后人太多疑团，大量谜题成为复制工程中一个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像许多出土的先秦编钟一样，曾侯乙墓编钟也存在“一钟双音”的现象，敲击钟体的的两个特定部位，会发出两个高低不同的乐音。

华觉明：它为什么能发出两个音，跟编钟本身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因为沈括《梦溪笔谈》讲，古代的钟是合瓦形，就像两个瓦片合在一块，形成它的截面，那么中国古代的双音编钟都是这样的。

在曾侯乙墓编钟的钟体上，已经有铭文明确标出了两个乐音各自对应的位置，这说明“一钟双音”技术早在先秦时代就被编钟铸造师所掌握。

但是，为了实现对编钟的精确复制，现代科技工作者必须对“一钟双音”的秘密进行破解。

华觉明请哈尔滨科技大学为编钟进行激光全息分析。

在这些激光全息照片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合瓦”型编钟在振动模式上的特别之处，“双音”之谜迎刃而解。

针对曾侯乙墓编钟的多学科研究，为编钟的复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

在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的一个车间里，工程师正在制作蜡模，这是编钟复制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编钟原件上那些细如发丝的纹饰完全依赖于蜡模的精细程度。而这些蜡模质地十分脆弱，对温度的要求尤其严格，蜡模车间最好保持在22至25摄氏度之间，超出这个范围，蜡模就容易崩裂变形，前功尽弃。

铸造车间里，工程师们正在忍耐高温为一口大钟进行浇注。滚热的铜水完全浇入耐火材料的壳型，火红的青铜铸件慢慢冷却，工程师们焦虑地等待着结果。

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佑年：铜水往里面一灌，哇，出来了，今天浇注成功，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把那个壳形一敲碎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么大一个洞，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升温的时候，这个最薄处局部的升温，太急了温度高了太急了，这个壳形发生了鼓胀。里面的一鼓胀外面又不能动，最后里边这个壁厚的空间挤没了。

在经过若干道极其繁复的复制程序之后，编钟进入最艰难的调音阶段。为了达到与编钟原件完全一致的声音要求，调音师要对复制品反复打磨，来降低音高。多数情况下，这是一项不可逆转的工作，调音师的每一次疏忽都很难补救，一旦打磨过度，这口钟就只能宣布报废。

刘佑年：给人的感觉压力是非常大的，有时那个砂轮上去，比如说接近了99%了，还就有最后一口气，比如说十几个音分，和原钟的设计，那个时候，哆嗦啊，拿的手哆嗦啊，不敢再往下磨，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两秒钟十秒钟没了。和那个设计的指标，频率值低了。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确确实实那个打磨的人啊，惭愧啊流眼泪啊，我不是故意的。钟废了，自己责备自己。

1983年1月， 编钟复制组完成了前期研究工作，同时，28件编钟分别在几家铸造单位结束了最后的调音和上色，第一批编钟宣告复制成功，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套65件编钟复制完成。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项青铜文物复制工程，历经5年半，全国科学界、考古界和音乐界等数十位专家以及大量铸造工程师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

今天的观众可以坐在演奏厅里，以欣赏音乐的方式来体会古老编钟传达的文化魅力。在全国的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编钟表演和复制品陈列。几十年来，“曾侯乙墓编钟”的天籁乐音数次跨越国界在世界舞台上奏响，在全球音乐界掀起了编钟文化热潮。

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厅，曾侯乙墓编钟原件被永久保存在恒定环境中，除非特别重大的原因，它不再允许敲击和触摸。

80岁的考古学家谭维四——这位曾经亲手将国宝编钟发掘出来的老人，也只能蹒跚着脚步，围着玻璃罩子转一转，远远地望着它。

就在曾侯乙墓编钟问世的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空前的盛会，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许多令人惊叹的科技成就在这一刻被载入国家的历史。在颁发的众多科技奖项中，有一个名为西汉“透光”铜镜的复制项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人们十分奇怪：金属质地的青铜镜怎么可能会透过光线呢？它又是如何被复制成功的呢？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青铜镜中，有一种神奇的“透光镜”，当阳光照射到镜面上时，被镜面反射的光线照到墙壁上，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铜镜背面的花纹竟然也被反射到了墙壁上。

千百年来，这种神奇的铜镜仅在古代典籍中略有记载，世人难得一见。

1961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上海博物馆，馆内收藏的西汉“透光镜”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这些神秘的珍宝还被全部锁在库房。

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佩芬：说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但是知道是能透光的，所以我们还不敢陈列，因为陈列了以后，人家就要问了，为什么会这样，你说是透光，“透光镜”，金属不能透光，你怎么会透光？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曾回忆：总理亲自把这个透光镜拿到我们这个窗口上反复看，我就陪他解释，总理也对“透光镜”的原理做了种种推想，当然这个不是实验的结果，只是一种推想最后他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做工作，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透光镜”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科学探索工程，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研究课题迟迟未能展开。在周恩来总理视察后的十几年间，“透光镜”之谜成为上海博物馆一个不能释怀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