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枫的几重仇恨，在瓦刺南侵之前的顺序是：大明皇帝（张家世仇，是张士诚与朱元漳冲突的延续，张家托身塞外，即表明把它看得重于一切）；云家（因为云靖是明朝使臣，张宗周遂将与朱姓皇帝的仇恨发泄到他身上，扣留20余年，造成云靖冤死雁门关下）；瓦刺（这时还尚未有明显的表现，仅仅是不满也先的穷兵赎武而已）。

瓦刺南侵之后，顺序改变为：与瓦刺之仇（终于发展到生死冲突）；与明廷之仇（逐渐由仅仅代表个人到终于代表江湖，联合只是一时，决裂成为必然。到《散花女侠》中，便发展为不共戴天的公开武装对立；与云家之仇（本来都是江湖事，化解了也就不再是仇恨；张丹枫与云蕾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这些事实便可以看到，梁羽生在“正义”与“侠义”精神下，处理民族、庙堂、江湖三类矛盾的基本原则：第一，三类矛盾的顺序从大到小依次是：江湖与异族的民族矛盾（站在本民族一方）、江湖与庙堂的矛盾、江湖与江湖的矛盾。

第二，三类矛盾中的基础是不一致的。民族矛盾是侵略与反侵略、吞并与反吞并、奴役与反奴役，侠者率领江湖站在弱小和正义的一方。庙堂矛盾是奴役与自由、桎梏与逍遥，侠站在自由的一面，希望庙堂和江湖按照各自的轨迹运作，互不干涉。江湖矛盾则充满各种各样的情况和理由，有基于伦理的江湖恩仇，有基于正义或江湖秩序的路见不平，等等，这些矛盾往往让位于前两类矛盾。

第三，三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在转化中实现和解。张丹枫最终舍弃个人的家族仇恨，实现了江湖与庙堂的暂时和解，但这种和解又必须是有前提的，张丹枫的前提是瓦刺南侵，明朝成了抗击侵略的正义一方；同时，从伦理关系上说，他的血缘也是属于明朝所代表的汉族的，他和明朝又有一种天然的血缘亲情，这使他和明廷实现和解，共同抗击民族的敌人。

第四，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有抵御外侮的成分，也有“夷夏之防”的传统偏见、还有扶助弱小民族的正义因素。如“天山系列”的反对满清，不仅是针对代表庙堂的皇帝个人，也针对整个满族统治民族；对遭受清军侵略的新疆回部，则给予同情，结成同盟，武力支援（《牧野流星》《弹指惊雷》《绝塞传烽录》），对大凉山也是如此（《侠骨丹心》）；在清室和外国之间，则由《冰川天女传》中的天山派掌门唐晓澜之子唐经天讲明了“宁与清室，不与番邦”的道理，坚决阻止了天竺僧人分裂西藏的阴谋。可以说，在民族关系这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上，侠文化较普遍地存在着的状况，是“夷夏之防”传统偏见与正义原则的综合。

第五，民族与江湖的两类矛盾都是暂时的，庙堂矛盾是永恒的，侠文化从这里体现出它的江湖本色。在《萍踪侠影录》中还帮助朝廷抗击异族的张丹枫，到《散花女侠》的天顺元年，已被明英宗命令大内总管阳宗海千里追杀。大唐游侠系列里段克邪、铁摩勒的绿林势力，明明是要帮助朝廷铲除安史叛党余孽，却在京城比武大会被禁军围攻，如果不是空空儿假传圣旨、长乐公主从中斡旋、群雄真不知葬身何地（《龙凤宝仅缘》）。至于以元、清为背景的小说，更将蒙汉、满汉的民族冲突夹杂在江湖、庙堂之间，朝野上下，打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