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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简本“是一个原始传本”，似乎也很难站住脚。关于《老子》原始本的概貌，我们 在前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那段文字，似乎可作为考证依据。据该文所言，则老子 原始本当为老子出关时为关令尹所著的“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上下篇”。从字数来看 ，为“五千余言”，今竹简本不足此数的五分之二，哪里能称得上是完整的原始传本呢？退 一步说，即使原始本只有竹简本那么些字数，但从其内容来看，也与早期道家学说大相径庭 。人所共知，早期道家对儒家的批判是很尖锐的，但竹简本已掩去了批儒的锋芒(关于这种 情况，本文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述)，这同早期“儒道互绌”的情况极为不符，基于这种情 况，说简本是原始传本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简本既然不是“关尹一派传承之本”或“原始传本”，那么，它究竟出于什么传本呢？愚意 以为它很可能出自稷下道家传本。
所谓稷下道家，指的是在齐国稷下学宫中从事学术活动而主黄老说那部分学者所组成的学术 派别。这一派在道家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后来的黄老新道家实际上来源于 稷下道家。例如，在西汉初期为“曹相国师”的黄老学者盖公，就出自稷下黄老道家。据《 史记·乐毅列传》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 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里从河上丈人到盖公， 前后六代相承，以每代20年计，约有一百余年，时间可以上溯到战国中期。这种一百余年的 前后相承，当有自己的《老子》传本，这个传本可能与河上丈人有关，或者河上丈人曾为稷 下学宫学者，他的传本取自稷下学宫。汉代的“河上公”，当是冒“河上丈人”之名作《老 子》注，则河上丈人似应有其《老子》传本。我们之所以认为简本为稷下道家传本，是基于 以下几点考虑：
(一)简本具有稷下道家和会众家的包容胸怀
稷下学宫是一个开放的学府，它集聚了各派学者，如儒家学者来自鲁国，道家学者来自楚国 ，法家和刑名家学者来自三晋。这么多学者齐集稷下，开展学术交流，无疑为黄老道家学派 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黄老道家一个重要特色，是博采众家之长。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曾概括评述黄老新道家曰：“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 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在司马谈看来，黄老新道家博采了阴阳、儒、墨 、名、法各家的思想成果，因而在思想上显得比较成熟，乃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由 于黄老新道家出自稷下道家，故在思想脉络上，稷下道家亦当隐约具备上述特征。稷下道家 的著作今未存专集，但《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水地》等 篇，学界已公认为稷下道家遗著，从这些篇章中，不难发现它对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成 果的广纳博采(阴阳家因成于战国后期，故稷下道家对之未能涉及)。这表现了稷下道家融合 众家的开放胸怀和宽容态度。这种情况似乎竹简《老子》亦相类似。
首先，简本掩去了批墨与批法的思想内容。传世本《老子》，既批判了儒家，亦批判了墨家 和法家，只是相对于批儒来说，批墨与批法的字句要少得多。尽管少得多，但简本仍不予放 过。如传世本第三章有“不尚贤”句，此句当是批判墨子，因为“尚贤”是墨子的重要主张 。但该章竹简本却未抄录，这是明显删去了对墨子的批判。又，今本第五十七章王弼本有“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句，此句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盗贼多有”。两句相较，前者批法 的锋芒毕露，后句则似乎未及法家。河上公注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 农事废，故饥寒并至，盗贼多有也。”从河上公注释可知，“法物”句未有批法的意向，竹 简本恰恰保存了这一句，似亦非偶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