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图”入徐悲鸿、林风眠慧眼

上世纪30年代，身为杭州艺专学生的李霖灿通过老师们及出版物等途径知道了范宽的《谿山行旅图》。

李霖灿的儿子李在中指出，“非常客观地来说，九百多年来，范宽这幅伟大的作品一段时间并没有被放在它应有的高度上。”

当时尽管是清宫所藏，但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并没被视为国宝，“当年被戏称为第一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因为看画的水平不算太高，他也不看重，实际上是看不懂这幅画。在他的眼里，这幅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画，最多也只能得个‘甲下’或是‘乙上’”，李在中表示，即使是在《石渠宝笈》上，对这幅画也没有多少特别的说明。

而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因为清室的垮台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而得到多少改观。

李在中指出，1935年故宫国宝出国往伦敦展览，在精选的175件书画作品中，《谿山行旅图》就不在其中。不但《谿山行旅图》没有入选，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也都没有入选，“而这三张画现在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平常都不太拿真品出来展览了。”

《谿山行旅图》文物价值的再次提升，在李在中看来与“中央博物院”的成立及时代美学的需求密不可分。

那个时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任务是保管及典藏清室文物。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则不同，它是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学者在一个书生报国的理想下筹建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非常特殊的学术合作关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是“中央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谿山行旅图》被从“冰箱”里搬出来，开始被重视，重新研究。同时由于这幅画是一幅彻头彻尾的写实写生作品，而不是注重写意、营造气氛的文人画，很符合上世纪30年代那个时代领导国内艺坛，如林风眠、黃宾虹、徐悲鸿这些留法回来的艺术家们的口味，“因此，那个时候艺专的学生们，在这些具有新思维的老师们的教导下，对这幅画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徐悲鸿对范宽简直是推崇备至，徐悲鸿曾说：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谿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对此，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余辉也指出，作为北宋四大家的范宽，其作一直被视为珍品，而徐悲鸿等一代大师的重视确实也将其提高到另一个高度。

在李在中的回忆中，当年其父李霖灿在杭州艺专读书时，他就带着一幅自己临摹的《谿山行旅图》。

宋代书画集体迁台

李霖灿，当年师从国画大师李苦禅。抗战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到云南，曾在玉龙雪山下，对当地纳西族文化做过深入的研究。

南迁的不仅有李霖灿们，还有故宫的文物。文物南迁中，《谿山行旅图》神奇般地行旅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北京到了江南，再从江南到了西南，又回到南京。

此前，由于溥仪在退居内廷的13年中，以“赏赐”名义，将1200余件书画古籍珍品盗运出宫。因为是盗，所以多以手卷为主，册子较少，挂轴更少，因此文物南迁时五代两宋的挂轴就显得多一些。

此后，《谿山行旅图》等文物又由南京搬到台湾，由此也便形成台北故宫元以前画轴较多。而溥仪带出去的那批书画中，也有《谿山行旅图》的“兄弟”，范宽的另一幅作品《雪景寒林图》。从故宫被盗出后，流散民间，现在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而在1949年以来，溥仪带走的约370件（其中元以前的约200件）书画又回到北京故宫，手卷形式的早期书画较多也成了北京故宫的一大特色。

1948年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开始撤离大陆。到了1949年1月，李霖灿便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文物来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