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漫步在塞纳河畔的中国留学生常书鸿在途经一个小书店的时候，因店主热情地介绍，他好奇地打开了一个古老的书盒，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部《敦煌石窟图录》。其中的那些被西方探险家们从中国敦煌发现的工笔重彩画作品，奇迹般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看似偶然的际遇改变了这个已经获得过巴黎春季沙龙金奖青年学子的命运。

那个被称作敦煌的地方，埋藏着的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壁画宝藏，尽管历史已过去了千余年，但看上去它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显示出了罕见的现代性审美的魅力。

常书鸿的心底不竟涌上一股莫名的忧伤与惆怅，为此，他很快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从此踏上了对敦煌艺术的朝圣之路。

敦煌石窟代表了中国重彩绘画艺术的巅峰，它上至魏晋，下至元代，期间历时千余年，集中了无数民间画工的艺术才情。

敦煌至今保存下来的492个洞窟中，有彩塑2000多尊，壁画面积达四万五千平方米。如果把这些壁画按照三米的宽度连接起来，可以建成一个长十五公里的画廊。千年之间，无数无名的民间艺术家，用他们艺术的才情和虔诚，铸就了敦煌艺术的辉煌，也开创了中国重彩画最值得骄傲的历史。

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描写经变、本生、佛传及因缘故事的壁画随处可见，比如绘制于257窟的《鹿王本生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生故事的情节有些是来源于古印度的民间故事，虽然经过佛教的改造，仍然掩不住原有的光彩。这幅《鹿王本生图》表现的是一个溺水人被九色鹿所救，却忘恩负义，而遭恶报的故事。手法简洁而新颖，反映了人的善恶判断。

佛教相信生死轮回，认为人死可转世，行善者必获善报，因此敦煌壁画故事中包含有大量宣扬牺牲自我、拯救生灵、以修正果的思想。另外，表现与佛教有关的度化事迹的因缘故事画,以及宣扬释迦牟尼生平的佛教故事画也很常见。

这些佛教故事画可能有来自西域的粉本,但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信众的欣赏习惯,经中国工匠的改造,已经融合了浓厚的中国色彩，那些感情强烈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的人物造型,以劲细线条勾勒并注重晕染的表现方法，代表了不同时期的重彩风格特征。

除了佛教题材，敦煌石窟中还有很多世间生活的真实再现和各阶层人物的生动写照。它们对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风貌、风俗礼仪、科学艺术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156窟中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就是莫高窟壁画中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件代表性作品。

张议潮曾在河西地区率领各族人民起义，赶走了吐番奴隶主，相继收复了河西广大地区。后来被唐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公元867年前后，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特别开凿石窟，并绘制这幅壁画，描绘了张议潮出行时的盛况。

画面中，张议潮出行的队伍战马成行，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威势赫赫，饱满富有节奏的构图，流畅圆润的线条，沉着瑰丽的敷色，雍容大度的造型，和盛唐宫廷的工笔重彩画形成了有力的呼应。

虽然今天人们看到的敦煌壁画，其中很多色彩已经脱落、变色，但对理解重彩绘画成长历程仍然有很重要的作用。

重彩绘画技法的进步离不开对矿物质颜料的发现与发明，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人类对美的追求决定着人类对色彩有着特殊的敏感，不论东西方绘画的形式与内容多么的不同，他们在绘画色彩的选择进程上走过了几乎同样的道路。

当莫高窟历经魏晋时代的初建、隋唐时代的繁盛和两宋时代的短暂复兴，步入元代后逐渐放慢了发展的脚步。

而此时的黄河之畔，又诞生了一座中国重彩绘画的瑰宝——永乐宫。公元1325年（14世纪初）完成的永乐宫壁画，是堪与莫高窟壁画相媲美的中国重彩画杰作。

在400多平方米的墙壁上，共画了近300个身高超过2米半的天神，表现了神仙世界朝见元始天尊的宏阔情景。

壁画以帝、后为中心，周围排列着文臣武将、玉女香官、使者力士。画师十分注重人物身份的变化使得近三百个形象无一雷同。

比如，这手捧香炉的玉女，露着一派楚楚动人的神情。

这手持玉板的文官有着一付涵养深厚的神韵。

壁画以重彩勾填，红绿相间，产生了一派辉煌富丽的色彩效果。

画家在飘带、铠甲、宝座这样的细节上，则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方法来表现不同物体的质感，让人仿佛感觉到画中人物行走时产生的动静。

永乐宫壁画多用矿物质颜料描绘，这些色彩在历经700年沧桑后依然保持了夺目的艳丽，的确让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