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迁台的书画文物，比起南迁时要差得多，但是重要的东西，大都被书法专家庄尚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这“故宫四大金刚”等专家所选中。那志良指出，由于起运之时，知道无法全部运出，故宫专家在选择时便定了一些“规矩”，圈定哪些为不打算运走的文物。

不打算运出的书画包括御笔书画，也就是清代皇帝们的作品，以乾隆为最多，由于艺术价值相比其他书画作品来说不高，没有尽先抢运的必要。散在各书画箱中的不计外，整箱装御笔书画的有26箱，计2424件。

此外，还有当年由法院扣押，另箱封存的594件书画，故宫专家也不能将其挑走起运。最终运到台湾的古画有3744件，包括《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在内的名画1234件，台北故宫也成了收藏宋画集中地之一，其中宋画中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

“行旅图”沿袭“沪上寓公”编排

故宫文物迁运到台湾台中后，暂时借台中糖厂的仓库贮存，李霖灿等职员及眷属们都住在合作旅社，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幸而，台中糖厂所有人都热心帮忙，很快就把宿舍修好。

从大陆来的李霖灿们，第一次住进“榻榻米”的房子，都感到新奇，就商量着在空空的室内添置些家具。有人主张仍然买高桌子、高凳子。又有人主张买竹桌、竹椅。因为这次来台湾，不会很久，买木家具，走时丢了多可惜。于是，大家决定买些竹器。“大家的想法是最多几个月,战乱平息后就回来了,没有一个人想到扎根于台湾.，”李在中指出当年父亲及其“战友”们的想法就是想过几个月再回大陆。

文物安顿好了以后，杭立武作为“教育部”部长，就由“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把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暂时合并为“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那时，李霖灿就是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办公处的人员。

“联管处”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编造运台文物清册，“《谿山行旅图》等文物至今还留有当年的沪上寓公的编排法，”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专家梁金生介绍。

梁家五代都与故宫结缘。爷爷梁廷炜到了台湾，而父亲梁匡忠和梁金生自己也在北京故宫负责文保工作。

在对台湾的几次访问后，梁金生指出，当年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时，清理箱子，首先将这万余木箱分为四大部门，并分别编上了四个简字作为代表。

其中《谿山行旅图》等书画在内的古物馆箱编成“沪字”，而图书馆箱为“上字”，文献馆箱为“寓字”，秘书处箱为“公字”。每箱文物，不但登记了品名、件数、附件，而且有详细的记载。而对《谿山行旅图》的记录，就记载了它的尺寸、质地、题款、题跋、著录、设色或水墨……

文物迁到台湾后，联管处为了向国人有所交代，也特别缔造一份各组运台文物清册，就是照“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抄录的。于是，古物箱外“沪上寓公”这四个字仍然保留，并沿用未变。

900年后发现暗藏画家签名

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是一座高大的山峰，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

由于在这幅画中并没有明显的画家落款，几百年间，人们只能依据史料记载以及明代董其昌在画上的题跋来推测这幅画的作者。

李在中指出，此前尽管有董其昌的题跋，但那时还并不能完全证明这张画是范宽的真迹。董其昌在跋上写的是“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图董其昌观”，“董其昌写的不是鉴定两字。而像董北苑的《龙宿郊民图》，巨然的《雪图》，董氏就写了‘董其昌鉴定’几个字。”李在中说。

然而在冥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谿山行旅图》是范宽的真迹。

这一辈子，李在中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是1958年8月5日。那一天，李霖灿从画的右下角树丛中发现了画家的签名。

“忽然一道光线射过来，在那一群行旅人物之后，夹在树木之间，范宽二字名款赫然呈现。”

李霖灿在回忆录中将那个激动人心的一刻化为了永恒。李霖灿指出，自己采用的是在考古发掘时最常用的网球法，才发现了范宽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