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帛画流畅的线条，直接奠定了中国画不同于西画的造型手段。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时代的西方绘画，这幅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绘画作品〈阿多普兰特尼家族的婚礼图〉和这幅板上油画〈女子肖像〉，其表现形式，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后来的西方油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画更加追求块面化的空间感，而中国画更注重平面中线条的流畅与优美。而这种追求发展到魏晋时期，终于形成了一种叫做游丝描的线条，而运用这种线条最为纯熟的就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

顾恺之生活于东晋名士时代，他性格诙谐，精通诗文，时称“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的人物画，形象清秀而高古，仿佛缥缈的神仙，优雅而高贵。他的线条流畅而细腻，犹如春蚕吐出的丝线，被后人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就是说他的线条连绵不绝、悠缓自然，显出一种非常匀和的节奏感。这种线条在中国画中被称为“游丝描”，说它们就像空中飘飞的游丝，轻盈而柔和。顾恺之存世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他所创造的人物轻盈而高贵，具有一种超越凡世的神仙气象，文静之中蕴涵着饱满的张力与激扬的视觉效果，而这正是魏晋时期文雅与动荡之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

如果说，顾恺之用游丝描那样的线条创造出一个绮丽的神话世界，那么唐代的阎立本却用线条创造出了一个威严而真实的世界。阎立本生活在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大唐王朝的朝气与精力使得他的画面更具恢宏的力度，他的线条比顾恺之的游丝描更加粗壮，也更多出一分阳刚的气度，后人习惯称这种线条为铁线描。正如《步辇图》的人物造型，笔法遒劲坚实，极为概括和简练，设色浓重妍丽而无繁复之感，仅着红、黑、白和淡赭，已觉十分丰富。《步辇图》堪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幅“写真照片”，因为它真实再现了唐太宗接见吐蕃松赞干布派来迎接文成公主的使臣禄东赞的情景，是一幅纪实性的历史肖像画。

文成公主出嫁是中国历史中广为人知的故事，但如果不是阎立本，人们永远无法直观而形象地感受这一历史事件，也无法直观感受大唐王朝的威仪。画面中虽然没有出现文成公主的形象，但天子与使臣相见的祥和氛围，已暗示出这桩婚事的完美与隆重。

如果我们将阎立本的线条与顾恺之的“游丝描”作比较，就会明显感觉到中国画对于线条自身表现力的进一步追求。阎立本的线条不再那么均匀而细腻，而是富于变化，有粗有细，有松有紧，用笔也较顾恺显得丰富而精密，富有表现力。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线条相互比较的场面。那是发生在大唐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有一次，唐玄宗要看嘉陵江的景象，便派吴道子去写生。吴回来后，要人准备了一匹素绢，用了一天时间，在大同殿上画出嘉陵江三百余里风光，令唐玄宗赞叹不已，认为和在此前不久另一位画家李思训用几个月功夫画成的嘉陵山水一样美妙。李思训的画是什么样呢?

从传世作品《江帆楼阁图》可以看出，李思训采用了勾勒填色的方法。就是先用均匀流畅的线条勾勒出景物的轮廓，再以石青石绿这样的颜料为主重彩添色，使画面产生了华美而富贵，绚烂而辉煌的效果。他的这种画法后来发展成为了一种叫做“青绿山水”的样式。显然，这种画法与吴道子酣畅而跳跃的线条、更富有节奏与律动的才情宣泄是完全不同的。

自此，中国人对于线条的表现出现了两种趣味的选择，一种线条均匀而轻盈，配上平涂的颜色，舒展而华丽，犹如俏美的南国姑娘，雍容之中略带装饰的妩媚；一种线条丰富而细腻，多倾向于线条自身的变化节奏，显现出绘画语言内在的律动与诗意，淡雅而空灵，犹如线装古卷散发出的阵阵清香。

毫无疑问，大宋天子赵佶的皇家画院选择了前者，创造出宋画精研描摹的历史高峰，而他的子孙赵孟頫却选择了后者，开启出元明清三代文人画的辉煌历史。

但无论选择怎样的线条，汉唐时代的绘画作品在总体气势上都显得磅礴开阔、大气而雄浑。李思训的青绿山水是这样，吴道子的水墨线描也一样，这正是时代赋予中国绘画的气质。

历经了上古质朴雄浑、汉唐雄健磅礴之后，中国绘画迎来了宋画精微描写的高峰，而此后跨越宋元明清的文人画以其独有的笔墨发展了绘画的抒情性，创造出令人为之惊叹的饱含文人情怀的梦幻世界。这是一部和中国历史同在的笔墨春秋，这是一部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的发展史，它以其独有的境界、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而独领风骚于东方大陆，历经数千年而依然生机勃勃，它以创新向上超越历史的变故，而因此永远地成为历史的伟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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