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宽在皴山画树上都有所创造，他以质朴有力而转折顿挫的笔墨勾画山峦轮廓，用雨点皴、芝麻皴层层铺叠岩石肌理，成功地表现了岩石的质感，表现了北方山水的气势。

范宽学习山水画，是从比他稍早的李成开始的，他也学过荆浩。但学来学去，虽然有些心得，却总也赶不上前辈。后来他在外出游览中，领略到了自然风景的美丽，才觉得这样画下去，是画不出名堂的。他感叹道“前人的绘画，哪一件不是直接从生活中得来的呢?与其向别人学习。倒不如向大自然学习，与其局限于外在事物的真实形态，不如好好体会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他决定定居在终南山和太华山的山林之间，细心观察弥漫的云烟和风月变化的景色，通过长期的观察揣摩，终于觉悟，在笔端把大自然的雄伟面貌反映了出来。

就在范宽体悟北方山水的时候，一个南方画家也充满感情地描绘出了南方的美丽。他，就是和范宽并称北宋三大画家之一的董源。董源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西，这里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所以董源的作品，多为平缓连绵的山峦、树林、山村、水面、渔舍，一派江南丘陵的江湖景色，很难见到险峻奇峭的山峰。

他的《潇湘图》，描绘的是湘湖地区的风景。画面上山峦平缓圆润，林间雾气弥漫，仿佛正笼罩于夏夜的气氛中，薄暮的微光在湖面上闪烁，

一边是一条就要靠岸的渡船，船上人和岸上的人正遥向呼应，一边是拉网的渔夫正在欢快的劳动，宁静中，似乎能听见那隔岸相呼的声音，和嘹亮欢快的渔歌。画中那份江南秀美圆润的神韵中，传达着清幽朦胧，平淡天真的意境，令人从中体味出画家那种静观、深思和内省的精神境界。

这种讲究将外在观察和内心感情密切结合起来的方法，唐代画家张璪用八个字进行了概括，那便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造化”是师从自然之意，而“得心源”是有所思，有所寄寓的意思。虽然只是八个字，却言简意赅的把山水创作的精义一语道出。它既要求艺术家应对自然山水加以仔细观察，又强调了在观览过程中的感悟，两者联系紧密。

如果说，西方人的风景画描绘的主要是实景写生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却很少直接对景写生，说到底中国山水画其实都是画家心中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是人的思想、情绪、内心境界的表现。

元四家中的倪瓒生活于太湖附近的江南水乡，他所作山水也多取材于当地。他的画法受董源影响很大。布局往往近景是平坡、荒林、杂树，间有茅屋、幽亭，中景是大片的水面，远山一抹置于画面的最上端。《六君子图》就是如此，画中没有人，六棵挺秀的树木被比喻为“六君子”，在清淡、空疏、荒寒的画境中显得尤其清高，这种把植物人格化的比喻，实际上就是画家本人托物寄情思想抒发。

倪瓒生活的年代已到了元代。在元代，这种以表现山林寒舍，云烟雨雪为主的山水画已十分风行，元人尽最大努力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情意，山水画的表现也走向成熟。不过，之前的山水画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最早的山水画是什么样子的呢？

敦煌莫高窟249窟中的壁画《狩猎图》，是魏晋时期的作品。画面中，猎人们骑在马上急驰，野兽在山林间狂奔，为了交待出环境，自然山石树木就成为了构图的要素，应该说这就是中国画山水的表现雏形。

这幅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卷轴山水画，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画面左下方是山地，右上方是起伏的山峦，中间隔着一汪湖水。

春风吹动，水面泛起细碎的涟漪，湖中荡着乘坐仕女的小船。

这是山水风景第一次从人物画背景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

山上树木苍翠，百花盛开，游人如织。

美术史表明，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绘画历程，独立的自然风景题材作品的产生，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起初，它是处于人物刻画的陪衬地位，更进一步，才单纯地成为独立的描绘形象。而当山水风景尚处于配角地位时，画家自然会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刻画人物形象中。《洛神赋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这幅《游春图》中，画家对山水的表现已远远超过人物，人物成为画面的点缀。因而，《游春图》一直被艺术史家们认识为山水画独立的开始。

五代两宋的山水画经过隋唐山水画家的不断完善，技巧愈加成熟，成就非常突出。在对自然的表现中，画家以地域特色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山水画创作的南北两支主脉。在北方，有荆浩及弟子关仝为代表的北方画派；在南方，有董源及弟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画派。针对南北不同的山水体貌，他们都创造出不同的表现方法来描绘自然山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皴法”。

在画家们发明的不同皴法中，有适合表现江南松软地质的“披麻皴”，也有适合表现北方坚硬石质的“斧劈皴”，“钉头皴”等。就世界绘画史的范围来说，“皴法”是绝无仅有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法。

除此而外为赋予不同树木特有的品质，画家们还将自然树木的形态，归纳为特有的笔法：出枝法、点叶法、树皮皴法等。创造了江河湖海的各种形态的勾水法、染水法、皴水法、留白法等等。

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陶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件陶器外壁上画着一幅前所未见的图画。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尽管众说纷纭，但研究者们对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却毫无异议。这件高三十七厘米的陶器上，画着一柄石斧和一只鹳鸟，鹳鸟的口中还叼着一条鱼。鸟用白粉平涂，眼睛用线条勾画，为了表示鱼的重量，鸟的身体还略呈后倾之势，非常自然。除此而外，在同一时期的彩陶上，各种装饰性的图纹非常多见，可以说，这就是又一个中国绘画艺术品种——花鸟画的开始。

2002年，在嘉德春季拍卖会开拍之前，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了其中一件神秘拍品，它便是一直流落海外的宋徽宗赵佶花鸟画《写生珍禽图》，最终，《写生珍禽图》以两千五百三十万人民币的价格，被一位神秘人物拍走。

人们不仅要问，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简略的动物纹样到宋代《写生珍禽图》，时间跨越了几千年。以花鸟鱼虫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花鸟画，在这期间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画种。为什么能经历千年而不衰，隐藏在这些作品之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们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写生蛱蝶图》是宋代画家赵昌的作品，画面上野菊、霜叶、荆棘、苇叶错落有致，三只美丽的彩蝶翩翩起舞，秋花草虫在画家的笔下变化成了一首彩色的舞曲。传说自号“写生赵昌”的画家本人，总常常在朝露未干时观察体会花卉的娇媚形态，他笔下的花枝草虫柔美艳丽，被认为是“与花传神”。

正是这些富有生命感的动植物形象，激发了人们的喜爱、向往、欣赏的情感，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许多美好的理想，这正是花鸟画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