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之中，康熙一行进入了江宁城，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宁要繁华的多，历经舟马劳顿的官员们也有了松快的时候，这里的集市，看上去很热闹。

《康熙南巡图》全画所绘人物约计两万多个，是清代宫廷绘画中集实用性、纪实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品之作，在世界绘画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

清朝宫廷绘画在政治纪实、军事记事、文化娱乐方面，除了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在绘画形式上也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情形。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清朝宫廷肖像画，为什么都是正面光照的原因。

让我们再回到康熙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89年，这一年第二次南巡的康熙到达扬州的时候，接驾的有一个叫石涛的和尚，他向康熙皇帝进献了一幅名叫《海晏清河图》的画，画里颂扬了康熙的仁政。这个叫石涛的和尚是明末清初文人画坛上的名家，他是明朝靖江王府的最后一代王孙。10岁即遭国破家亡之痛，人生际遇的转折，使他对清王朝有着近乎本能的对抗和仇视，入清之后石涛在全州湘山寺，出家为僧，以此明志。然而到了康熙年间，他的年岁也逐渐大了起来，这使他清晰地意识到想要再恢复明朝的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想得到皇朝赏识的想法日益高涨起来，并跨越了明清两朝的界限。石涛献画后不久又北上京师，结交达官贵人。但明朝王室后裔的身份成了他求取功名的绊脚石，最终也没有让他实现入世为官的愿望。康熙四十六年，以卖画为生的石涛老死于扬州，无塔无碑的墓地，暗示出他生前死后的无限寂寞。

这是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幅画卷起首处危崖层叠，中间群山起伏环抱，尖峰峭壁直插，奇峦怪石或横或耸、错落其间，山中溪流萦回，曲曲折折注入大江，卷尾一山屹立江心，烟浮远岫，思出画外。其间并点缀有苍松茂树，舟桥屋宇，以及各种人事活动——幽居的高上正对客论道，觅诗的骚人则徘徊山径，外出的游子刚刚启动轻棹，村民们却忙着罱泥积肥，人勤春早，愈加显出山水有情，风景如画。

像石涛这样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实际上暗合了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了这些文人画家们时而隐逸山林，时而入世为官，仕途上的失意常常是很多文人画家都有的经历。特别是在异族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在严格的身份制度里，他们为了寻求和坚守本民族的自尊心，往往寄情于山水、竹石，以书画的方式聊表胸中的逸气就是常见的事情了。

杭州市郊区的星桥乡，有一座黄鹤山，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就在这座山里，隐居着一个文人，和石涛一样，他也是一个仕途多舛的文人，弃官之后来此隐居，并一住就是３０个春秋。他就是同黄公望、倪瓒、吴镇一起并称元四家的王蒙。隐居的时候，王蒙还不到４０岁。王蒙的隐居生活是他绘画创作的主题，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写深山野居的。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卞隐居图》就是他的代表作。画上千崖万壑、林木幽深，画的是卞山从山根至山顶的整体风貌，重山复岭、密树流泉、气势苍郁；画家采用了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及解索皴等多种皴法，层层积累，多至数十重，极富质感，沉郁深秀，苍茫雄浑，将归隐避乱、寄趣林泉的情感渲泄无遗。隐居生活是王蒙绘画的主题，而隐居的题材又是中国传统文人画中经常涉及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阶层的人格塑造，往往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鞭笞。中国文人阶层的这种文化品格，决定了中国文人画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绘画更成为抒情喻性的载体，入世为官者愿意藉绘画表达心灵深处的理想与抱负，隐逸山林者更想藉绘画表达他们孤高、自美的品德。

既然是为了表现文人的清高与自美，那么除了对隐居主题的不厌其烦的偏爱以外，很多具有内美价值的事物——比如：梅、竹、兰、菊也被文人用来借以聊表胸中的逸气。在文人画的艺术绘画世界里，花鸟草虫，绝不像宫廷花鸟那般工整华丽，清淡的水墨写意是文人花鸟追求的境界。

元代的王冕是画梅的高手。

他特别擅用淡墨写梅。他一生画了很多的墨梅图。他画的梅花如铁线圈成，虽不着颜色，却姿态生动。王冕笔下的梅花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精神世界的体现和个人情感的抒发。

这一幅画一枝横出的梅花。枝干与花蕊的布局，主次分明，疏密有致，层次清晰；用淡墨点染的花朵显得格外清新秀丽。

王冕是画梅的高手，更是元末著名的诗人，他的墨梅图上总有很多题写的诗句。这一幅，几乎整个画面都题满了诗。他总说自己是“季来懒做江湖梦，门掩梅花自读书。” 这些题诗画实际上正暗合了他作墨梅图的心志。梅花的品格也正是王冕所追求的人的品格。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王冕的诗，更是文人的心志。

文人画的主要特征到底是什么呢？从文人画最为兴盛的元代以来，“画聊以写胸中逸气”一直为文人画家们所标榜。无论画什么，怎么画，画得像不像都不是最本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借画画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抒发胸中的逸气。也就是说对主观精神和情感的表现是文人画最为重要的特征。文人画家对其内心情感的珍视和自身内在修养的重视，使得文人画也具有了高度的内美价值。到了元代，文人画以画寄情的特征几乎成为一切文人画家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