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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二):国家任务(3)

2009-11-29 11:08
来源:央视国际 作者:佚名
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暂行办法令》,发布这个令,把很多东西都拦住了,出不去了,所以可以这么说

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暂行办法令》,发布这个令,把很多东西都拦住了,出不去了,所以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法令公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此结束了我们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大量外流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文物外流的口子是堵住了,但对于新成立的国家文物局来说,面临的问题依旧非常严峻。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

此时,北京故宫博物院却面临藏品严重匮乏的局面,如何能让故宫的藏品日益丰富起来,是国家文物局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东北博物馆是今天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它是人民政权所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它也成为了珍贵文物最为集中的博物馆之一,之所以会这样,这和许多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溥仪离开故宫之前,他就有计划地将宋元时期珍藏的书籍200多种,唐宋元明清字画1000余件,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转移出了故宫。

伪满洲国建立后,这批珍贵文物,也随同溥仪来到了东北。被放在伪皇宫的这座不起眼的小楼里,这些珍贵的文物在这里安静地躺了13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覆灭,仓皇出逃的溥仪,匆忙中只挑选了其中的五十多箱珍品随身带走,而大批的文物被遗弃在了小白楼。之后,这些珍贵的文物或被偷盗或被哄抢,绝大部分都散失了。

东北的率先解放,使得东北的人民政权有机会,成功地收缴到了大批流散出去的珍贵文物。

原辽博副馆长徐秉坤:溥仪逃到通化大栗子沟,听日本人的话,又坐飞机跑到沈阳,随身只带很少的人。他带出来的文物就是留在了通化,后来留到临江。这时候解放军也解放了临江,把这批东西就缴获了。解放长春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一批东西,这里边包括这个当时长春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张克威,上缴了一批珍贵的书画,有十几件,这里边包括著名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像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不只一起。

这些珍贵的书画按现在的评定标准,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一级品甚至是国宝。解放后,它们大多被东北博物馆收藏。

1952年国家文物局出台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多国宝又重新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和《珍禽图》等稀世珍品。

除了国家从各个博物馆的调拨外 ,很多珍贵文物都来自个人的捐献,在这一时期,位于北京团城的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每天都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

中国古建专家罗哲文介绍:文物处特别熙熙攘攘,那也很有意思,能够见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能见到很多很多珍贵的画,珍贵的画,人家来捐献的,特别是捐献的,那都是很珍贵的。

在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

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 “墨皇”。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珍贵的文物纷纷回流,让一向热爱文物的郑振铎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今天依旧可以回想起,当时他脸上的表情。

于坚:文物处还有这么一个组,这个组几乎是郑先生每天都要转一下,看看,今天收到什么吗?只要收到好东西,那赞不绝口,这么讲好得不得了,口头语,好得不得了,他是一个福建人,他的口头语就是好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屋子在里头,常常听到外头讲好得不得了,肯定是局长又来了。

上世纪50年代,当时尚未回归的香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环境,使得它成为了人员和物资流通极为频繁的一个地区。这一时期,很多珍贵文物也在香港纷纷现身。

郑尔康:这时也是建国初期了,大概51年,郑振铎出国路经香港,战争时期,香港很多人就把家里的一些珍藏都带到了香港。而这些也一般不会长期停留在香港,很可能被一些外国人卖到国外去了,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着急了,后来他跟国内联系了,回国以后就决定打报告成立一个收购小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百废待兴,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总理依然决定由政务院拨出专款,由郑振铎担任组长,连同鉴定专家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骄等人员组成收购小组,专门针对流散在香港的文物进行收购,但由于当时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所以收购工作只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

郑尔康:那么这个工作完全是一个秘密地下工作。因为那个时候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的国民党势力很强大,另外还有一些当时所谓的帝国主义跟我们不友好,所以我们在香港开始工作是不大可能公开地进行的。

1951年,香港文物收购小组终于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了《伯远帖》、《中秋帖》,让这两件稀世珍品重新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序列。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文物局便逐步疏通了文物回流的各种渠道。据不完全统计,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以故宫为例,新入藏的文物就达到了24万件之多。在国人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批珍贵的文物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重新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灿烂文明的无穷魄力。

(责任编辑: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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